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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 

谭良啸

（《看历史 ● 三国文化》2025年6月刊发）

 作者  谭良啸

研究员，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曾任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成都永陵博物馆馆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诸葛亮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会顾问，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推进中心顾问。

   汉末三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因曹操实施而著名，不过此策略最早却不由他的谋士提出，而是有多位谋士先后提出；最早提出的也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奉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在实施中将此策略的性质改变。曹操实施这一策略获权利极为丰厚，不过也曾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并背上“汉贼”的骂名。从“奉天子”到“挟天子”策略的提出、性质的变化及实施的过程，演绎出汉末三国一场精彩的大戏，揭示出乱世中君臣礼义的冲突、坚守和权利对人心的侵蚀、俘获。

 一、“奉天子以令诸侯”策略的提出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最早是“奉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只是抢先得到实施这一策略的契机。

  （一）贾诩最早“奉国家以征天下”。

   初平三年（192），董卓被杀，凉州军诸将领的谋士贾诩向他们提出“奉国家以征天下”的策略，以避免被灭亡。《三国志·贾诩传》曰：

   卓败，众恐惧，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诩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众以为然^[1]。

   董卓被杀后他的亲信部将打算解散奔逃，谋士贾诩提议他们收罗部伍攻打长安，事成则侍奉天子以征讨全国，若失败再逃走。诸将认可并实施，结果他们成功了。

 （二）袁绍谋士的多次献策。

  袁绍的谋士先后提出奉迎天子，而袁绍举棋不定，没有采纳此策略。

   1、谋士田丰奉迎天子

    初平元年（190），袁绍参加关东州郡起兵讨董，事后他的谋士田丰即劝他迎天子。《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先贤行状》曰：

  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田）丰，丰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以为别驾。劝绍迎天子，绍不纳。^[2]

   可能当时条件不具备，袁绍没有听从。 

 2. 沮授两次献策“挟天子而令诸侯”

   袁绍的谋士沮授前后两次劝袁绍奉迎天子。第一次在初平三年（192），袁绍得冀州，沮授便建策曰：

   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5]

   第二次在兴平二年（195）。事见《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沮授又劝袁绍曰：

  “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鄴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6]

   沮授两次献策的思路越发清晰，呈递进关系：第一次是“迎大驾”，第二次则明确提出“挟天子而令诸侯”。他指出，目前政局混乱，没有“存主恤民”的人，同时分析袁绍的优势，提出以冀州为根据地，迎天子都于邺城，然后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养精蓄锐剿灭群雄，届时将无人能与之抗衡。袁绍听了很高兴，准备采纳。而袁绍的其他谋士如郭图、淳于琼却反对此策。他们认为，兴复汉室难度很大；若将天子迎到身边，动辄上表奏请，服从则权力变轻，违背又将犯抗旨之罪，并非上策。沮授遂加以反驳，再次力劝袁绍，曰：

   “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7]

   沮授认为，奉迎天子是既合大义又合时宜的大计，不早决定，会被人捷足先登。而袁绍举棋不定，没有采纳此策略。

 （三）曹操的谋士的提议

   曹操的谋士提出“奉迎天子”策略，经过争论，得到认可，于是曹操启动奉迎天子都于许的计划。

   1. 毛玠提议“奉天子以令不臣”

   大约在初平四年（193），毛玠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三国志·毛玠传》载：

   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8]。

  曹操虽采纳了此提议，但因当时实力有限，尚无力实施。

  2. 荀彧极力劝说曹操“奉迎天子”

   建安元年（196），曹操实力增强，准备迎天子都于许。然而多位臣僚认为此举不妥，谋士荀彧力排众议，劝说曹操。《三国志·荀彧传》载荀彧劝曹操说：

  “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9]

   荀彧首先肯定曹操“首唱义兵”，心在王室，有“匡天下之素志”，然后指出奉迎天子顺从人心，合乎时势，是大公无私之举，可使天下英豪心悦诚服；是坚守君臣大义，以此能召揽天下英才。最后荀彧表示，韩暹、杨奉不足为惧，若不及早行动，一旦让他人抢先则后悔莫及。于是，曹操遂启动奉迎天子都于许的计划。

二  曹操奉迎天子都许

   曹操奉迎天子都许之所以能够成功，除谋士荀彧的力主外，还得到好友和贤臣的支持、相助。

  （一）好友丁冲来信提议

   在献帝流离失所，最终东归洛阳时，曹操的好友丁冲写信告诉他，奉迎天子的时机已到。《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注引《魏略》载：

  （丁）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適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10]

   曹操得到来信后，即刻领兵迎天子东行至许。

 （二）董承的相助

   建安元年（196），曹操派遣曹洪领兵迎天子，途中遭到卫将军董承等据险拒之，不料天子身边的将相矛盾重重，进京的机会忽然降临。《资治通鉴·汉纪》载：“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曹）操；操乃将兵诣洛阳。”^[11]董承的态度由拒到召，曹操得以领兵进入洛阳。

  （三）董昭的施计、献策

   董昭最初为袁绍的手下，因受谗言而投奔张杨。他认为曹操是“天下之英雄”，就劝张杨与曹操结好，后又随张杨迎献帝回洛阳，任议郎。在曹操受阻不能来洛阳面见献帝时，他又利用挟持献帝的韩暹等诸将之间的矛盾，行离间计，为曹操迎天子都许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三国志·董昭传》载：

   建安元年，太祖定黄巾于许，遣使诣河东。会天子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张）杨，各违戾不和。（董）昭以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太祖书与奉曰：“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奉得书喜悦，语诸将军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12]

   曹操受封，又得董承相助来到洛阳，在朝拜天子后立即去问计于董昭。《三国志·董昭传》载曰：

   （曹操）引（董）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昭曰：“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杨奉近在梁耳，闻其兵精，得无为孤累乎？”昭曰：“奉少党援，将独委质。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又闻书命申束，足以见信。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来，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诣奉。徙大驾至许。^[13]

   对于曹操的问计，董昭便将自己的谋划全盘托出。曹操对于董昭提出的“辅翼王室”“移驾幸许”的提议以及从杨奉手中夺走汉献帝的方法极为称赞，然后照计行事。献帝的车驾顺利抵达许县。

   曹操“奉迎天子”的成功，是在毛玠、荀彧、丁冲、董承、董昭等多人的提议、策划、协助下实现的。从此，汉献帝居许，曹操得以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为自己争夺天下增加了极大的政治资本。

  三、袁绍失迎天子后的气恼与追悔 

   献帝都许后，曹操就借皇帝的名义责备袁绍。《后汉书·袁绍传》曰：“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14]

   诏书责备袁绍凭借自己地广兵多而专注于结党营私，不闻勤王之师而擅相讨伐。袁绍立即上书辩解，陈述自己斩杀宦官、结盟讨董卓、消灭黄巾军等功劳，一再表明自己为国尽忠的诚意。

   袁绍的竭力表白，令曹操窃喜，他得到一种居高临下的满足。于是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因为当时曹操已为大将军，职位高于太尉，袁绍耻为之下，拒不接受。于是曹操让出大将军一职，以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袁绍这才接受了任职。

   曹操利用诏书责备袁绍，在职位上又打压袁绍，他利用天子名义后势力还得到增强，这令袁绍气恼而懊悔。《后汉书·袁绍传》载曰：

   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 田丰说绍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绍不从。^[15]

   建安四年（199），袁绍已占据冀、青、幽、并四州之地，拥众数十万，于是骄心日盛，准备发兵攻取许都抢夺汉献帝。在此战略行动前，集团内部发生激烈争论：沮授出面阻止，而谋士郭图、审配等则予以反驳。沮授再次陈述理由，郭图、审配又加以反驳。《后汉书·袁绍传》详细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内容^[16]。

   沮授作为最早向袁绍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的人，如今却阻止袁绍袭击许都抢夺天子，其原因首先是他认为时过境迁，天子都许已有三年多，朝廷局势相对稳定，曹操势力也借机得到壮大。此时兴师“于义则违”，是“兴无名之师”。其次，袁绍“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无积粮，此时应当休养生息，等待时机。沮授主张接受现实，袁绍虽未听从他的建议，但迎天子的想法也就此搁置。

  四、曹操奉迎天子的成效

   刘氏汉朝历时近四百年，皇帝即天子，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这一观念早已深深浸润于社会之中。东汉晚年，汉室虽已倾危，但皇帝权威仍在，其所颁布的封赏、责罚诏令，各地牧守、各路诸侯不能公然抗拒，否则便会被视为叛逆。因此，谁能掌控皇帝，谁就能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进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曹操抢占先机，迎汉献帝都许，随后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获得了诸多利益。这主要从三个方面得以体现：

 （一）职位急剧升迁

   曹操迎汉献帝都许，给他带来的好处首先是职位的急剧升迁。据《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元年（196）二月，天子拜曹操为建德将军；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七月，曹操“假节钺，录尚书事”，又领司隶校尉；九月，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十月，曹操以大将军让袁绍，改任司空，行车骑将军事^[17]。也就是说，曹操从迎献帝前后至许都不到一年，就从一个自领的地方牧守，凭借汉献帝的诏令不断封官赐爵，成为权高位重的三公大臣，总揽朝政大权，爵位也从亭侯一跃而为县侯。

 （二）大肆招揽人才

   曹操成为三公大臣后，拥有了开设府署、辟置僚属的权力，可用“征辟”的形式招贤纳士进行组阁。而且入阁的臣僚既是朝廷的官员，又成为他的下属，这种身份性质的提升为士人所看重。譬如王朗，原以徐州牧陶谦的部属进京，被天子任为会稽太守后，当孙策来攻打时，他明知“力不能据”却“自以身为汉吏”而力战；后来“太祖表征之，（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18]，可见王朗十分在意自己是朝廷臣僚的身份。又如韩嵩在官渡之战前，被荆州牧刘表派去曹操阵营探听虚实，临行时他说：“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19]他表示若天子给他官职，他就成为天子的臣子，此后就只能站在天子、曹操这边，不能再为地方军阀刘表效力。所以，能成为天子的臣僚、朝廷的官员，对各地贤达谋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于是，曹操便借司空之名大肆招贤纳士，封官授爵。《三国志·张纮传》载：“曹公为司空，欲加厚恩，以悦远人，至乃优文褒崇，改号加封。”^[20]各地贤达谋士也因曹操的魅力，以及能获得朝廷官员身份而被吸引，纷纷应召辟或自荐而来。《三国志·魏书》载录了多个事例，如《荀攸传》称曹操“征（许）攸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管宁传》载“太祖为司空，辟（管）宁”；《胡昭传》载“太祖为司空丞相，频加礼聘。（胡）昭往应命”；《徐奕传》载“太祖为司空，辟（徐奕）为掾属”；《何夔载》载“太祖辟（何夔）为司空掾属”；《华歆传》载“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华）歆。……歆至，拜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司马朗传》载“（司马朗）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梁习传》载“太祖为司空，辟召（梁习）为漳长”；《张既传》载“太祖为司空，辟（张既）”；《陈矫传》载“太祖辟矫为司空掾属，除相令”；《田豫传》载“太祖召豫为丞相军谋掾，除颖阴、朗灵陵令”等等。曹操自己因此得以罗致一大批英杰，为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势力范围得到迅速扩张

   曹操“奉迎天子”都许，获得到征伐四方的重要资本。建安二年（197），袁术认为曹操难以攻陷冀州，而（张）承却说：“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21]建安四年（199），袁绍准备出兵攻打许都，遭沮授劝阻，崔琰也谏阻袁绍，因为“天子在许，民望助气，不如守境述职，以宁区宇”^[22]。官渡之战前，贾诩劝张绣拒绝实力强大的袁绍而投靠曹操，首要原因就是“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23]。于是张绣归降，曹操如虎添翼。同时期，沮授的弟弟沮宗曾质疑曹操兵马不如袁绍，何能取胜？沮授首先肯定了曹操的智谋，同时指出“挟天子以为资”是其优势所在^[24]。

  《三国志·袁绍传》载，“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25]曹操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张。

 五、“奉迎天子”策略性质的改变 

   汉末三国，众多谋臣提出“奉迎天子”的策略，其目的、性质与曹操在实施中有很大的不同。

   最早贾诩的“奉国家以征天下”中的国家，是指天子、朝廷，如方北辰先生就把这句话直接译为“侍奉天子以征讨全国”^[26]。毛玠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方北辰先生也译为“拥戴天子以命令那些不肯臣服的人”。贾诩、毛玠的提法，显然都是在遵从君臣大义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

   田丰因“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应召出仕，他提议“奉迎天子”意在匡救多难王室，与“挟天子无关”。沮授第一次提出的是“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服”，第二次提出的是“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两次提法虽有差异，但共同之处都是迎接皇帝定都后复建宗庙、皇宫，使其安居，从而号令天下，征讨不臣服的诸侯。他认为“迎朝廷，至义也”，即“奉迎天子”是极高尚的道义行为。

   荀彧认为“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在他看来，奉迎天子是一种非常高尚的道义行为。丁冲称曹操“有匡佐之志”，希望他去奉迎天子以匡佐汉室。董昭则认为“（曹操）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当然不会是“挟天子”。

   各位谋臣提出“奉迎天子”策略虽然也受利益驱动，具有功利性质，然而对待汉献帝的基调是“奉”“迎”。“奉”是敬辞，即恭敬地捧着、接受、伺候；“迎”也是敬辞，表示迎接。所以“奉迎天子”就是敬重、迎接天子。而“挟天子”，即挟制、挟持，是倚仗势力威逼皇帝。因此，对天子“奉”“迎”与“挟”在君臣礼义上有着性质上的差异。但是，曹操“奉迎天子”都许后，把“奉迎天子”变成“挟天子”，以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把征伐异己变成征讨不服从天子之臣。显然，诸谋臣提出该策略的“辅翼”“匡救”王室的性质已被篡改。

   曹操改变“奉迎天子”策略有一个过程。天子都许的初期，他尚未完全显露“挟天子”的行径，诸侯对他的评价也是肯定的。如建安二年（197），沛相陈珪在游说吕布不要与袁术联姻时说：“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27]他尊称曹操为曹公，认为他奉迎天子是在辅政助国。曹、袁对峙官渡之时，长沙太守张羡的属下桓阶劝他不要与袁绍合作，说：“曹公虽弱，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他认为曹操是“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的忠臣。袁绍死后，傅干为说服马腾背弃袁尚而支持曹操，他说：“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28]因为曹操是“奉天子诛暴乱”，顺从道义，所以马腾转变态度，反过来攻击袁尚。可见，最初诸多诸侯并未把“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曹操联系在一起。

   不过，曹操很快就背离初衷，将献帝作为工具去讨伐异己。各路诸侯纷纷指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政敌，袁绍一开始就直指曹操“挟天子以令我”，在建安四年（199）的《檄郡州文》（亦称《为袁绍檄豫州文》）中历数曹操“放志专行，胁迁省禁，卑侮王官，败乱法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29]等行径，斥其为奸臣。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也曾客观地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30]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得荆州后将征讨东吴，东吴群臣则认为曹操“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31]，周瑜、孙权更是直接斥曹操为“汉贼”。所以，陈寿评论说：“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杰。”指出曹操是凭借汉朝丞相的身份，挟制天子来扫荡群雄。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在称汉中王时，群臣上表讨伐曹操，称其“窃执天衡”“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遏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32]，历数他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

   “奉迎天子”策略是借天子之名位“令不臣”，凭此势力得到发展，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而谋士们提出此策略的初衷是辅佐天子，安邦定国。曹操、袁绍的谋士们都认为，在乱世之际迎驾辅国是一个忠臣应尽的职责，是一种遵从道义的高尚行为。因此“奉迎天子”是一个政治策略，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虽然也具有功利性，不过在政治功利双重性中有主次之分，功利是在其次。然而，曹操在实施中将“奉迎天子”变成“挟天子”，以威逼手段强制天子，一味追求功利，主次颠倒。完全违背了策略初衷，因此其形象也从“汉相”变成了“汉贼”。

 六、曹操实施“挟天子”遭到反抗与辩解 

   对于曹操行事的描述,《后汉书》因为成书晚于《三国志》，所以较《三国志》更为直白、明确。如关于曹操任职的记述，《后汉书》一律称之为“自领”，且直接以“杀”“封”“赠”记述他的行事作为。《后汉书·献帝纪》曰：

   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赠沮俊为弘农太守。……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33]

   曹操如此专横跋扈、残暴，视汉献帝为傀儡，汉献帝自然心有不甘，必然奋起抗争；忠于汉室的臣子也无法容忍，必然要以死相搏。史书记载了由此引发的几次事件。

 （一）汉献帝的抗争

   汉献帝历尽艰辛抵达洛阳，被迎到许都后，本以为可以摆脱困境、扬眉吐气，却没想到很快就被曹操挟制，他气愤之极，便向曹操摊牌，与其决裂。《后汉书·皇后纪》曰：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34]

   曹操的嚣张气焰虽然因此有所收敛，但汉献帝依然意欲除掉曹操，彻底改变被挟制的状况。因宫中曹操耳目众多，献帝就与董贵人商议将诏书缝在衣带中，交与其父亲董承，令他密谋联络汉室忠臣除掉曹操。建安四年（199），“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遂与（董）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35]。

   此事未行动就已暴露，曹操杀董承等人，并夷其三族。由于董承女参与其事，“（曹）操诛承而求（董）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36]。刘备之前因借故离开许都而幸免于难，从此他与曹操势不两立。

 （二）伏皇后的图谋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献帝春秋》载，“董承之诛，伏后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37]。《后汉书・皇后纪》又载，董贵人的惨死令后宫震恐，伏皇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38]。建安十九年（214），事情败露，曹操大怒，逼汉献帝废黜伏皇后，又令人领兵入宫抓捕。伏皇后紧闭门户，藏匿在墙壁之中，仍被找到。“时帝在外殿，引（郗）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39]

   帝后的抗争惨遭失败，曹操的专横残暴变本加厉，引起了忠于汉室臣僚起兵反抗。

 （三）汉室忠臣的反抗

   建安二十三年（218），汉室忠臣耿纪、韦晃等人欲救汉献帝，起兵攻打许都。《三国志·武帝纪》载曰：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40]

   关于此次事件，裴松之注引的史料记载更为详细。《三辅决录注》曰：

   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献帝春秋》又曰：“收纪、晃等，将斩之，纪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晃顿首搏颊，以至于死^[41]。

   汉室忠臣“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趁曹操不在许都之机起兵，意图救出汉献帝投奔刘备，最终失败，被夷三族。而耿纪、韦晃被捕后，至死不屈。

  七、曹操的辩解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横残暴，导致朝野出现认为他“有不逊之志”的议论。这让曹操感到憋屈，他认为自己从始至终都是忠于汉室的臣子。建安十五年（210）末，曹操便借退还献帝加封三县之名，撰写政令《十二月己亥令》（又名《让县自明本志令》），以此反击朝野谤议，表明自己对汉室绝无二心^[42]。   

   曹操自述称：年轻时本想担任地方官职，做出一番政绩，却因得罪宦官、强豪而辞官归隐。后来国家危难，他应征召出仕，“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董卓乱政时，他兴举义兵反抗。势力在争斗中逐渐壮大，先据有兖州，消灭黄巾军、袁绍、刘表后“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更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对于消灭了那些意欲称王称帝的军阀，他认为这是自己为稳定国家做出的功绩，表示出心满意足。
        此外，曹操还列举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乐毅、蒙恬、周公、介子推、申包胥等前贤事例，来说明自己的忠诚，讲述中甚至怆然泪下。同时又道出苦衷，“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声称不交出兵权是为了保障自身和后代的性命不保，避免国家出现倾覆的危险，并非有篡汉之心。

   最后，曹操表达了自己将不辱主命，去荡平天下的决心，称“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曹操在政令中的表白可信度较高。因其早年的确为官清正，不畏权贵；在董卓为乱时，他首倡义兵，孤军杀敌亦是事实。但随着权势扩张，其野心逐渐膨胀。鉴于势力强大对集团生存的必要性，以及众多僚属也希望他获得更多权利以便分享利益，于是曹操在建安十八年（213）进封为魏公，加九锡。之前曹操任司空、丞相尚属君臣之义的规范内，现今封魏公，建魏国，置公卿百官，就偏离了礼制常规。

  八、荀彧的明确反对

   荀彧是力劝、协助曹操“奉迎天子”的谋臣，也是坚守君臣道义的汉室忠臣，当曹操从“奉迎天子”变为“挟天子”时，他心生失望；在曹操晋封国公爵位咨询意见时，他明确反对。《三国志·荀彧传》载：

   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43]

   荀彧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张良）”，是备受倚重的谋臣之一。天下大乱、汉室倾危之际，他见曹操“首唱义兵”，有“匡天下之素志”，能“兴义兵以匡朝宁国”，与自己扶危济汉的志向投合。因此，初平二年（191）荀彧选择跟从曹操，尽心辅佐；力主曹操“奉主上以从民望”，迎献帝都许；积极献策，助其剪除诸侯，平定天下，希望借此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然而作为忠于汉朝的智士，荀彧没能充分意识到人心易受权力、利益的侵蚀而改变。曹操仅据一郡一州时，确有匡扶汉室的志向，但随着收服黄巾、擒吕布、灭袁绍、征乌桓，逐渐统一北方，曹操的野心也不断膨胀，逐渐背离初衷，与坚守初心的荀彧产生冲突。荀彧以“秉忠贞之志，守退让之实”表明立场，令曹操难堪，因此被忌恨。

   关于荀彧的死，《三国志》本传说是因抑郁成疾而终，而注引《魏氏春秋》的说法不同：“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44]两种记载虽有异，但都表明荀彧的绝望，陈寿评论荀彧有王佐之风范，然而预见能力不足，因此未能充分实现振兴汉室的志向^[45]。荀彧的死，既是对自己竭力助曹灭汉痛苦的解脱，也是对行将灭亡的大汉王朝的以身殉道。

   结语

   汉末三国“奉迎天子”策略从提出到“挟天子”的实施、结束，历时二十余年（192—220）。曹操、袁绍两大集团的谋臣多次提议、劝说或阻止，主君的决策也反复更迭，可谓波澜起伏：曹操从奉迎天子至最终都于许，过程曲折艰辛；袁绍集团虽同样提出类似策略，却因内部分歧而未能实施。

   在此过程中，众多谋士在初期多心怀“存主恤民”之志、遵从君臣之义，提出奉迎天子以“匡朝宁国”，然而一部分人在权势的打压、荣华富贵的诱惑下抛弃本志，如劝曹操进爵为国公的董昭之流，对策略变质为“挟天子”的态度从默许转变为支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荀彧，在曹操变“奉迎天子”为“挟天子”、架空汉室之时愤而反对，不惜抗争至死。可见汉末三国乱世仍有恪守君臣道义的忠臣。

   曹操作为“奉迎天子”策略的主导者，在这一过程中尽显专横残暴和狡诈。他通过违背策略本意，颠倒主次，以此获取功利以建王霸之业。在具备代汉的客观条件时，曹操却引用《论语·为政》“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46]他告诉群臣，当实权在握时，无需拘泥于虚名。即便具备称帝条件，也会效仿周文王，让子嗣承继大统。

   在这一过程中，袁绍、曹操和众多谋臣的君臣观念和道德品质也因此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中以曹操集团的决策和行动最具典型性，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标签既是对其权谋的客观描述，也揭示出他君臣观念与品性变化的历史轨迹。

注释

[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贾诩传》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页。

[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卷六注引《先贤行状》，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页。 

[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贾诩传》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页。

[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卷六注引《先贤行状》，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页。 

[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191页。 

[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卷六注引《献帝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95页。

[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卷六注引《献帝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95页。

[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毛玠传》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374页。

[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荀彧传》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310页。

[1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卷十九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561页。 

[11]【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汉纪》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1984页。

[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董昭传》卷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437页。

[1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董昭传》卷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438页。

[14]【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袁绍传》卷七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2384、2390页。

[15]【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袁绍传》卷七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2384、2390页。

[16]【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袁绍传》卷七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2392页。

[1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13、14页。

[1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王朗传》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407页。

[1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刘表传》卷六注引《傅子》，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页。

[2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张纮传》卷五十三注引《吴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244页.

[2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张范传》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33页

[2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崔琰传》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367页。

[2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贾诩传》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页。

[2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卷六注引《献帝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99页。

[2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页。

[26]方北辰译注：《三国志译注·贾诩传》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630页。

[2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张邈传》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24页。 

[2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钟繇传》卷十三注引司马彪《战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393页。 

[29]【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伏皇后纪》卷十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453页。 

[3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912页。  

[3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周瑜传》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1页。 

[3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备传》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884页。  

[3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献帝纪》卷八，中华书局，1965年，第380页

[34]【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伏皇后纪》卷十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453页。

[3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875页。

[36]【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献帝纪》卷八，中华书局，1965年，第381页。

[3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荀彧传》卷十，中华书局注引《献帝春秋》，1959年，第318页。 

[38]【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伏皇后纪》卷十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453页。

[39]【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伏皇后纪》卷十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454页。

[4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50页。   

[4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卷一注引《三辅决录注》，中华书局，1959年，第50页。  

[4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卷一注引《魏武故事》，中华书局，1959年，第32页。 

[4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荀彧传》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页。 

[4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荀彧传》卷十注引《魏氏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页。

[4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荀彧传》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332页。 

[4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卷一注引《魏氏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第53页。

  资料来源：谭良啸提供

  收录时间：2025年08月11日

  责任编辑：唐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