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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盟誓述评

谭良啸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看历史 • 三国文化》2024年第五期刊出）

作者  谭良啸

研究员，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曾任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成都永陵博物馆馆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诸葛亮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会顾问，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推进中心顾问。

盟誓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和行为，在三国时期依然盛行，《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载录了多例，其中以关东义军讨董和吴、蜀结盟的盟誓最为人们熟知。因时代的发展，三国时期的盟誓在承袭传统中其仪式、类型、目的、约束力都有所变化，现 梳理出来，进行评述；并指出在群雄争霸的三国，盟誓也形成自己的特点。

盟誓，即发誓结盟，也指起誓，是“盟”与“誓”二者的统称，虽指一回事却略有区别。“盟”为古代诸侯之间或内部君臣大夫之间在神灵前的起誓结盟，有盟书约束，要设坛杀牲歃血，礼仪庄重，多运用于政治场合。而“誓”则多是个人或团体（群体）的起誓，以相互制约，仪式简易，场地随意，不必杀牲献血。所以《礼记·曲礼下》曰：“约信曰誓，涖牲曰盟。”因此盟誓实为发誓结盟和发誓立约两种类型。《三国志》及裴注在表述时也如此。有的明确为“盟誓”，或者是“共盟”“盟要”“与盟”，有的则明确为“誓”“要誓”“约誓”“信誓”等，说法有别。因此，本文便将史书明确表述为“盟誓”或“盟”的归为一类，而仅表述为“誓”的又为一类，现分别加以叙述。

一、三国时期的盟誓事例

《三国志》和裴注在表述发誓结盟一类时，因其仪式是否完整而有“盟誓”或“盟”的区别。因此，本文将“盟誓”或“盟”的事例加以分别叙述。

（一）正规盟誓的事例

史书记载的这一类事例，仪式基本完整，有设坛杀牲歃血的程序，称为正规的盟誓。有如下事例。

1. 关东联军讨董的盟誓。

《三国志·魏书·臧洪传》载曰：

乃设坛场，方共盟誓，诸州郡更相让，莫敢当，咸共推洪，洪乃升坛操盘歃血而盟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瑁、广陵太守超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臣节，殒首丧元，必无二志。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洪辞气慷慨，涕泣横下，闻其言者，虽卒伍厮养，莫不激扬，人思致节^[1]。

汉末董卓为乱，关东刺史太守张邈、张超、刘岱、孔伷、桥瑁等人带领将士进行盟誓。他们设立坛场，主持人臧洪登上土坛，端起盛有牲畜血的盘子，吸一口盘中血液，然后宣读共同信守的“誓词”。整个盟誓庄严肃穆，人心激愤。

2. 吴、蜀的盟誓。

孙权与刘备的结盟始于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下夺取荆州时。鲁肃请求见刘备，向孙权说：“若刘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安抚，与结盟好。”^{[2]于是刘备“即遣诸葛亮随肃诣孙权，结同盟好”[3]。双方结盟在赤壁大败曹操后，孙权“进妹固好”，献上妹妹以巩固盟好。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入主益州，孙权欲要回借出的荆州南郡，刘备不给，孙权发兵争夺，刘备领兵相拒，盟好破裂。时逢曹操来夺取汉中，于是“刘备请盟”，“（孙）权使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4]}。孙、刘盟好因此又得到恢复。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趁关羽围攻樊城之机，转而去与曹操交好；然后袭杀关羽，同盟再次破裂。刘备愤而发兵征讨，结果惨败，病逝。诸葛亮受托辅政，即“遣（邓）芝修好于吴”；孙权“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于蜀”，双方又“重结盟好”^[5]。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汉一批大臣认为应该“绝其盟好”，诸葛亮作《绝盟好议》，阐述吴、蜀盟好的重要和绝盟的危害^[6]。然后派大臣陈震去庆贺，于是“孙权与（陈）震升坛歃盟，交分天下”。《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曰：

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棐谌，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临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伐魏贼，救危恤患，分災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7]

两国盟誓的仪式十分正规，“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修筑祭坛，宰杀牲畜，双方公开禀告神明，双方歃血，然后在盟誓文书上签字，将盟书送朝廷档案馆收藏。

盟誓后，两国的和好关系得到维护。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写信邀约孙权同时发兵。他说：“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8]孙吴作为盟友对蜀汉的北伐积极配合。史载：“蜀相诸葛亮卒，权垂心西州，遣依使蜀申固盟好。”^[9]两国盟好关系没有因诸葛亮死而中止，这种和好关系一直延续到蜀汉灭亡。

3. 吴、魏的盟好。

孙吴与曹魏的友好关系始于孙策时期。《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曰：

时袁绍方彊，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10]。

曹魏以联姻的方式与孙吴暂时结好，很快就因赤壁之战而破裂。在建安二十二年（216）春，孙权在遭到曹操攻打后请降。曹操派使臣回访修复友好关系，双方起誓和好，并再次通婚。《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曰：

（孙）权令都尉徐祥诣曹公请降，（曹）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11]。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围攻樊城、襄阳时，孙权感到威胁，便背弃与刘备的盟好，“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操则“许割江南以封权”。于是孙权袭杀关羽后送首级于曹操，并上书称臣。曹操则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南昌侯。次年，曹丕称帝，“权使命称藩”，曹丕便封孙权为吴王，持节^[12]。于是，孙权“深绝蜀而专事魏”。

然而曹魏依仗势强，“乃遣侍中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任质子，权辞让不受。”^[13]在曹魏派大臣来征召孙权的儿子作人质以正式起誓结盟时，孙权推辞不接受。于是曹丕便发兵攻打，孙权立即写信给曹丕求情。《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魏略》载孙权曰：

先王盟要，由来未久，且权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日好何以发起，牵军远次？事业未讫，甫当为国讨贼除备，重闻斯问，深使失图。凡远人所恃，在于明信，愿陛下克卒前分，开示坦然，使权誓命，得卒本规^[14]。

孙权在派兵抵御的同时，恭敬卑谦地上书曹丕，辩解并请求说，与先王的盟约并没有多久，况且我自度没有犯什么罪过，不明白今日何以发军远道而来？我的事业没有完成，正当为国讨灭刘备，现在又听到您的责问，深深使人失望。边远人所仗恃的，在于明达诚信，愿陛下终止之前的分岐，展示坦坦荡的襟怀，让我守誓效命，得以完成盟约的规定。

孙吴质子始终不至，曹魏便不续盟约，分三路伐吴。孙权也就趁机绝魏而转向与蜀汉和好结盟。吴、魏虽然曾经有过立约结盟，是否举行过设坛杀牲歃血的仪式，则不得而知。

4. 焦触与吏士的盟誓。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载：

（焦触）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陈兵数万，杀白马盟，令曰：“违命者斩！”众莫敢语，各以次歃^[15]。

袁熙、袁尚的部将焦触要投降曹操，行前威逼众将官士卒追随自己，进行盟誓，杀白马歃血。

5. 鲜卑部落间的盟誓。

《三国志·魏书·田豫传》载：

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田）豫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乃先抅离之，使自为仇敌，互相攻伐。素利违盟，出马千匹与官，为比能所攻，求救于豫^[16]。

鲜卑的部众由柯比能、弥加、素利三大首领各自统御，他们共同起誓结盟，不以马匹与中原朝廷交易。时任护乌丸校尉的田豫认为这对朝廷不利，于是设计离间他们，使他们反目为仇，互相攻伐。于是结盟被分化瓦解，“素利违盟，出马千匹与官”。

6. 满宠“与军人盟誓”。

《三国志·魏书·满宠传》载：

（满）宠乃沉白马，与军人盟誓。会徐晃等救至，宠力战有功，羽遂退^[17]。

关羽围攻樊城危急时，曹魏将领满宠杀白马沉入沔水，与众军士起誓结盟，愿与将士们同生共死，力战抵御关羽。

7. 毌丘俭与吏民的“歃血为盟”

《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载：

（毌丘俭、文钦）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分老弱守城，俭、钦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18]。

毌丘俭、文钦举兵反叛曹魏时，胁迫所属将吏民众共同反叛，于是设坛杀牲歃血，进行盟誓。

8. 轲比能与无臣氐的盟誓。

《三国志·魏书·鲜卑传》曰：

代郡北乌桓能臣氐等叛，求属扶罗韩。扶罗韩将万余骑迎之。到桑乾，氐等议，以为扶罗韩部威禁宽缓，恐不见济，更遣人呼轲比能。比能即将万余骑到，当共盟誓。比能便于会上杀死扶罗韩，扶罗韩子泄归泥及部众悉属轲比能^[19]。

乌桓部落首领能臣氐叛归鲜卑首领扶罗韩，在途中他又转而想投靠鲜卑另一首领轲比能。为表示诚意，他与轲比能起誓结盟，共同对付扶罗韩。然后，轲比能袭杀了扶罗韩，并吞了他的部众。

9.张嶷与旄牛夷的盟誓。

《三国志·蜀书·张嶷传》曰：

（越雋）郡有旧道，经牦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牦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张）嶷遣亲近齎货币赐（狼）路，重令（狼）路姑喻意，（狼）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20]。

为重开成都去南中已断绝百余年的牦牛道，蜀汉越雋太守张嶷以财物赐予耗牛首领狼路，又令狼路的姑姑去说明自己的心意。于是狼路率领兄弟和妻室儿女来拜见张嶷。张嶷与他们起誓结盟，共同开通了这条道路。从此千里古道太平清静，过去的驿站均得以恢复。

10. 韩综与将吏的盟誓。

《三国志·吴书·韩当传》注引《吴书》曰：

（韩综）尽呼亲戚姑姊，悉以嫁将吏，所幸婢妾，皆赐与亲近，杀牛饮酒歃血，与共盟誓^[21]。

孙吴大将韩当的儿子韩综在叛吴降魏前，为使左右亲近将吏与自己共同叛逃，便杀牛饮酒歃血，进行盟誓。

这10例盟誓，其中6例有“杀牲歃血”（或类似）的仪式，即：关东刺史守相结盟讨伐董卓的“为盟歃血”，吴、蜀两国“立坛杀牲”的盟誓，毌丘俭、文钦胁迫吏民参与反叛的“歃血为盟”；类似的有：焦触与众将吏的“杀白马盟”，韩综与左右亲近叛吴的“杀牛歃血”盟誓，满宠的“沉白马盟誓”等。其余4例虽然表述为盟誓却未言及仪式，是否立坛杀牲歃血不详。

（二）盟誓仪式不详的事例

史书在表述在这些盟誓时仅以“同盟”“共盟”“盟要”“与盟”等一言带过，是否进行设坛杀牲歃血仪式而不载。因此归为一类分述。

1.公孙瓒与孙权的结盟。

《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注引《汉晋春秋》曰：

（孙权）勒兵大出。谓（公孙）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22]

吴王孙权与燕王公孙渊曾经结盟。史书称：“公孙渊背盟，权欲往征”，陆逊谏阻^[23]。只是他们的起誓结盟的详情史书不载。

2. 贾诩同氐人“与盟”。

《三国志·魏书·贾诩传》曰：

（贾诩）西还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数十人皆为所执，诩曰：“我段公外孙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时太尉段颎，昔久为边将，威震西土，故诩假以惧氐。氐果不敢害，与盟而送之，其余悉死。”^[24]

东汉末年，贾诩一行人被叛乱的氐人所擒，他谎称自己是太尉段颍的外孙，叛氐慑于段颍的威名，不敢加害。于是叛氐与贾诩起誓结盟后得以逃走保命，其他人却被杀了。

3.田畴与宗族的“扫地而盟”。

《三国志·魏书·田畴传》曰：

畴得北归，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25]

田畴年轻时受到幽州牧刘虞的礼聘，当他从公孙瓒处获释归乡后，就率宗族和依附他的人清扫地，立盟起誓说，一定要报仇雪恨。

4.胡昭与周生“砍枣树共盟”。

《三国志·魏书·胡昭传》注引《高士传》曰：

晋宣帝为布衣时，与昭有旧。同郡周生等谋害帝，昭闻而步涉险，邀生于崤、渑之间，止生。生不肯。昭泣与结诚，生感其义，乃止。昭因与砍枣树共盟而别^[26]。

胡昭曾经与司马懿交好，听说周生等人要谋害他，便去制止，而周生不肯。胡昭哭泣着以诚与他相交，周生被他的义气所感动，就停止行动。于是胡昭砍枣树与周生起誓结盟，然后才分别。

5.孙坚与袁术的同盟结好。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曰：

（策）涕泣而言曰：“亡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会于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愿明使君垂察其诚。”术甚贵异之，然未肯还其父兵^[27]。

长沙太守孙坚曾与袁术盟誓结为好友，当孙策哭着请求归还父亲原有兵马时，袁术却拒绝了他的要求。

6. 薛礼、笮融与刘繇结盟。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

（兴平二年）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笮融依刘繇为盟主，礼据秣陵城，融屯县南^[28]。

孙策攻打薛礼、笮融，他们便与扬州刺史刘繇起誓结盟，并推他为盟主，以共同抵御孙策。

7.孙策假意与刘勋结盟。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曰：

（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军张勳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勳要击，悉掳之，收其珍宝以归。策闻之，伪与勳好盟^[29]。

袁术死后，他的部众想投奔孙策，半途却被庐江太守刘勳截去。于是孙策假意与刘勳盟誓结为好友，然后寻机打败了刘勳。

这7例盟誓，仪式细节不详，可能进行过“设坛杀牲歃血”，可能受条件限制在仓猝之间省去或者被简化。

（三）三国时期的起誓立约誓类盟誓

史书表述这一类盟誓时为“誓”“要誓”“约誓”“信誓”等，誓而不盟，这是起誓立约类。有如下事例。

1、董卓与吕布“誓为父子”。

《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曰：

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30]。

董卓引诱吕布杀丁原后，授予他统领京城的羽林军骑兵的骑都尉一职，为了表示宠信，还与他以起誓的形式确立为父子关系。

2.吕布与张邈“把手共誓”。

《三国志·魏书·张邈传》曰：

吕布之舍袁绍从张杨也，过邈临别，把手共誓^[31]。

吕布逃脱袁绍的追杀，投奔河内郡张杨时，经过陈留，便与张邈牵手共同起誓，成为好友。

3.异姓兄弟结拜的约誓。

《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曰：

（公孙瓒）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32]。

公孙瓒宠信刘纬台、李移子、乐何当等三人，与他们起誓约定为兄弟。然后与他们财富共享，以他们的女儿婚配自己的儿子，还常把他们比喻为自己的功臣。

4. 郑浑与民众起誓立约。

《三国志·魏书·郑浑传》曰：

（郑浑）发民逐贼，明赏罚，与要誓，其所得获，十以七赏。百姓大悦，皆愿捕贼^[33]。

郑浑任左冯翊时，为抵御贼寇，与民众起誓约定：凡是追捕贼寇所缴获的财物，十之七拿来赏赐。百姓喜悦，都愿意去捕捉贼寇。

5.杜袭与吏民立约起誓。

《三国志·魏书·杜袭传》：

会荆州出步骑万人来攻城，（杜）袭乃悉召县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馀人，与之要誓^[34]。

西鄂县长杜袭为抗击刘表大军，召集愿意共同坚守城池的五十余人起誓守城。交战中，他率领他们奋勇杀敌，几乎全部阵亡。

6.孙狼等人“自相约誓”。

《三国志·魏书·胡昭传》曰：

（孙狼等人叛魏）南附关羽。羽授印给兵，还为寇贼，到陆浑南长乐亭，自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35]

孙狼等人叛魏归附关羽，之后得到资助继续为寇贼。到陆浑县南边的长乐亭时，他们自动相互起誓约定，说，一侓不得侵犯贤者胡居士居住的部落。

7.杨阜与姜叙等将领的“约誓”。

《三国志·魏书·杨阜传》载：

（杨阜与姜叙）计定，外与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结谋，定讨超约，使从弟谟至冀语岳，并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庞恭等。约誓既明，于(建安）十七年九月，与叙起兵于卤城。超闻阜等兵起，自将出击。而衢、宽等解岳，闭冀城门，讨超妻子^[36]。

马超侵占凉州，杀死了投降的刺史和太守。杨阜作为刺史韦康的下属，誓欲替主报仇，于是找到时为抚夷将军的姜叙，并串联部分将领，大家起誓立约，共同起兵攻打马超。

8.司马懿的“以洛水为誓”。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世语》曰：

（宣王）又使（曹）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37]。

司马懿为夺回朝中大权，发动“高平陵”事变，欺骗曹爽说对他们只是免官而已，并面对洛水发誓，表白自己的诚意。曹爽相信了，结果受骗，被夷三族。

9.关羽的“誓以共死”。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

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38]。

关羽说，因受刘备的大恩，他曾经起誓，与之生死与共，绝不背离。曹操十分赞赏他的义气。

10.彭羕与庞统的“誓约”。

《三国志·蜀书·彭羕传》曰：

昔每与庞统共相誓约，庶託足下末踪，尽心於主公之业，追名古人，载勋竹帛^[39]。

彭羕在狱中给诸葛亮写信说，过去曾与庞统共同起誓约定，追随您，为主公刘备的大业尽心尽力，能够赶上古代先贤的名声，功绩载于史册。

11.孙权与诸葛瑾的约誓。

《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曰：

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40]

有人说诸葛瑾另外派遣亲信与刘备相通情报，孙权说：他与诸葛瑾曾经起誓，死生不渝，相互绝对不会辜负。

12.孙权的“指天为誓”。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魏略》曰：

（浩周）谓权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阖家百口明之。”权因字谓周曰：“浩孔异，卿乃举家百口保我，我当何言邪？”遂流涕沾襟。及与周别，又指天为誓。周还之后，权不遣子而设辞，帝乃久留其使^[41]。

曹魏要孙权遣子入魏做人质，方可缔约结盟，而孙权推诿拒绝。浩周曾在曹丕面前替他担保。孙权得知，又哭泣又指着天起誓，表示定会遣子为质。结果他欺骗了浩周和曹丕。

13.吕岱以信起誓。

《三国志·吴书·士燮传》注引孙盛曰：

吕岱师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孙权不能远略，而吕氏之祚不延者也^[42]。

吕岱派朋友兼下属的士匡去信，发誓说不会对士徽兄弟怎么样。当士徽兄弟六人肉袒来诚心归降时，吕岱却把他们都杀了去邀功。于是孙盛感叹，于是足见孙权没有远略，吕岱的富贵也不会长久。

14.霍弋与守将的约誓。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曰：

霍弋遣杨稷、毛炅等戍，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而城没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满而粮尽，乞降于璜。璜不许，而给粮使守。吴人并谏，璜曰“霍弋已死，无能来者，可须其粮尽，然后乃受，使彼来无罪，而我取有义，内训吾民，外怀邻国，不亦可乎！”^[43]

霍弋派杨稷、毛炅等戍守城池，与他们发誓，必须坚守百日，违约将受罚。不到一百天，守城将士粮尽，于是攻城的孙吴将领送粮让他们坚持，以便遵守誓言，显示自己的仁义。

这一类盟誓有14例，往往发生在个人和群体（集团）间，类型多样，形式为相互起誓或者个人发誓，程序简要明了。

二、三国时期盟誓的变化

《三国志》和裴注载录的盟誓31例，发生在不同的集团（群团）及个人之间，仪式有的承袭传统，有的则简单；参与者多样，其性质不同；目的变化，效果则各异；神灵作用在丧失，道德作用得以增强。一言以蔽之，三国盟誓在承袭中因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种种变化。

（一）盟誓仪式在传承中的变化

古代盟誓讲求场合正式，仪式规范、庄严，必需设坛杀牲歃血和面对神灵。三国盟誓在传承中已不拘泥这些要求了。

1. 盟誓“设坛杀牲歃血”仪式的简化。

三国盟誓中明确遵照传统的仅有关东刺史守相结盟讨伐董卓和吴、蜀两国的盟誓两例。而其余的盟誓虽然也承袭传统，却在实施时视实际情况省略了一些程序。如焦触与众将吏的“杀白马盟”，满宠的“沉白马盟誓”。再如，有的盟誓就就不进行“设坛杀牲歃血”，如胡昭与周生的“砍枣树共盟”。作为起誓立约类，根本不“设坛杀牲歃血”。例如，吕布与张邈的“把手共誓”，孙狼等人的“自相约誓”，彭羕与庞统的“誓约”，等等。

“设坛杀牲歃血”仪式作为盟誓的特点被简化，原因应该是受三国战乱时期客观条件的限制；或者因是个人与群体（或集团）及个人之间的誓约，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形式，所以就化繁为简，因地制宜。

2.盟誓面对神灵的灵活性。

三国盟誓在神灵面前表决心的这一传统，也被简化。虽然关东联军结盟讨董和吴、蜀两国的盟誓都“昭告神明”，依然严格承袭传统，而更多的盟誓在选择神灵时变得随意，缺乏庄重、严肃。例如：田畴与宗族“扫地而盟”，是与土地神起誓立盟；孙权“指天为誓”，是向上天起誓表白；司马懿“以洛水为誓”，是面对河神起誓表示会说话算数。这些盟誓面对的神灵因地而为，带有随意性。

（二）盟誓参与者与性质的多样化

三国盟誓中个人的起誓、两个人间的约誓、或个人与集团（群体）的起誓结盟等有二十多例，参与者多样化，盟誓性质则不同。

1.参与者呈现多样化。

在三国盟誓中，参与者呈现多样化。如，进行盟誓的有魏、蜀、吴等王国，有民族部落，有州牧刺史守相、将领，也有将领与士卒、官吏与庶民，还有个人与集团（群体）以及纯粹的个人单方面的起誓等。

2.盟誓性质各不相同。

从三国盟誓的性质看，有的出于国家名义、军事需要和经济利益，更多的则是因个人意愿、私人情义而为。多种多样的盟誓参与者，造成盟誓的性质的多样和不同。这是以前少见或者没有的。这些相较于政事盟誓而言属于私人性质的盟誓（即私誓）。也就是说盟誓在三国时期不再仅仅服务于国事、调节集团关系，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下沉到社会低层，成为个体（或群体）表达自己意愿和决心的一种形式。这是盟誓性质的扩展、延伸。

（三）盟誓目的与效果的变化

从梳理出的事例可以看到，三国盟誓的原因和效果发生的变化。除因利害关系和共同利益需要的盟誓外，更多的是出于道义、情义的起誓结盟。盟誓目的不同，效果也各异。

1.出于利益的盟誓与效果。

三国时期因利害关系和受利益驱使的盟誓，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基于双方共同的利害关系和利益的盟誓。如：薛礼、笮融与刘繇抵御孙策的结盟，郑浑与民众的立约盟誓，杜袭与吏民的要誓等。典型的如孙吴与蜀汉的盟誓，因为曹魏强而孙吴、蜀汉弱，所以吴、蜀结盟。基于共同利益的这类盟誓一般都能得到遵守。

一种是强势方出于单方面利益需要的结盟。如焦触威逼众将官吏追随自己叛袁降曹的盟誓，毌丘俭、文钦叛魏时胁迫将吏民众随同反叛的盟誓，韩综叛吴时与将吏的盟誓。典型的如曹魏依仗自己的强势要求孙吴送子为质的约盟。弱者受到胁迫而为的盟誓，实质是一种示忠的表示，难言其效果如何。

还有一种纯粹只为自身利益的结盟、起誓。如孙策假意与刘勋的结盟，孙权的“指天为誓”，司马懿的“以洛水为誓”等。他们结盟、起誓的动机就是存心欺骗对方。这类盟誓已沦为欺骗对方的手段，就无所谓效果了。

2.出于道义、情义的盟誓与效果。

三国时期有一类盟誓是起誓者出于情感或道义。如，田畴为复仇与宗族“扫地而盟”，陆浑县孙狼等人发誓不伤害贤者胡居士，胡昭与周生的盟誓，关羽的“誓以共死”，孙权与诸葛瑾的“死生不易之誓”等。这都是因为立盟起誓的个人或双方都胸怀道义、情感，他们的盟约、誓言是因相互间的信任得以实现的。

（四）盟誓中神灵作用的衰减和道德作用的增强

古代盟誓以神灵崇拜为思想基础，并以此约束彼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神灵的信奉产生动摇；同时现实又教训人们，遵守盟约誓言者未必受到神灵的保佑而失信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在群雄纷争的三国时期，人们已经对神灵的敬畏日渐淡漠，能够遵从盟约誓言有的是受功利的捆绑，有的是受道义、情感约束，有的是盟誓人的诚信、责任心所致。在梳理出的盟誓中到遵守的十六例中，可以说明这一点。

汉末三国，虽然因社会动荡，战乱不已，忠信与礼义被很多人扬弃，被功名利禄所取代。但是，忠信与礼义经两汉已深深植入社会之中，仍然为很多仁人志士所坚守。而战乱又是一把双刃剑，在忠信失守、道德沦丧的同时，也催生人们对忠信与礼义的渴望。很多人以道义、情感立盟起誓，然后以信守盟约誓言为职责，讲诚信、守道义，以显示自己的德行品质。于是，神灵崇拜在盟誓中的约束功能弱化后，诚信和道义、情感在三国盟誓中的作用大大增强，逐渐成为了盟誓的重要约束力。

三、三国时期盟誓的特点和影响

盛行于春秋诸侯争霸时代的盟誓，经战国、秦汉到三国，因其战乱不已、争权不止的时代特点，而出现诸多明显的变化。从梳理的事例中看到，三国时期盟誓的“杀牲歃血”仪式被淡化，使盟誓更简便易行，形式也呈现多样。从梳理的事例中看到，三国时期神灵崇拜对盟约誓言的约束功能逐渐丧失，对盟誓信守不再只靠利益而更多地是靠诚信、道义和情义。从梳理的事例中看到，三国时期的盟誓已经从国家政治层面、从集团（或群体）延伸到下层社会民众中，更多地演变成个人性质的立盟起誓形式。从梳理的事例中看到，张邈与袁绍、孙权与公孙渊等结盟后便可以称兄道弟，而公孙瓒与刘纬台等人则明确以盟誓进行异姓兄弟结拜。

盟誓在三国时期形成的这些特点，既是对盟誓的传承也推动了盟誓在以后朝代和社会生活中的发展。例如三国盟誓下沉到社会底层，成为个体（或群体）表达意愿和决心的一种形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逐渐成为异姓兄弟结拜的私誓，成为民间社团用以凝聚成员的重要形式。例如，因道义、情义而结盟起誓并因此使盟约誓言得到遵循这一特点，成为后世志同道合、情投意合者结拜遵循的原则，在他们在结拜中往往突出“情”“义”。例如，“立坛杀牲歃血”的仪式由于既遵从又被简化，在后世则演变成磕头换帖、同饮血酒、对天起誓（即“歃血拜盟”），成为个人结拜及民间社团结盟的规范仪式流传下来。

盟誓，这种传统的起誓结盟形式，经过三国时期的发展变化，逐渐下沉民间；又经过唐宋时代的发展，演变成为“结拜”的形式，遂成为一种风俗，盛行于我国封建社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参考文献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三国】诸葛亮著，段熙仲、闻旭初编校;《诸葛亮集》，中华书局，2012年。

  注释

       [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臧洪传》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32页。

      [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备传》卷三十二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876页。  

      [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备传》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890页。

[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备传》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890页。

[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邓芝传》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1072页。

[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汉晋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第924页。 

[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权传》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1135页。

[8]【三国】诸葛亮著：《诸葛亮集·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2年，第24页。

[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是仪传》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2页。 

[1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策传》卷六四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4页。  

[1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权传》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0.

[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权传》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2。

[1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权传》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5页。   

[1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权传》卷四十七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8页。 

[1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袁绍传》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页。  

[1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田豫传》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727页。

[17]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满宠传》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722页。   

[1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毌丘俭传》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第763页。  

[1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鲜卑传传》卷三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836页。 

[2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张嶷传》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1053页

[2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韩当传》卷五十五注引《吴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286页。

[2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公孙渊传》卷八注引《汉晋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第260页。

[2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陆逊传》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0页。

[2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贾诩传》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页。   

[2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田畴传》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341页。 

[2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胡昭传》卷十一注引《高士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62页。

[2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策传》卷四十六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3页。 

[2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策传》卷四十六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3页。

[2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策传》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4页。 

[3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吕布传》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19页。

[3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张邈传》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21页。 

[3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公孙瓒传》卷八注引《英雄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45页。

[3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郑浑传》卷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511页。

[3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杜袭传》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666页。

[3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管宁传附胡昭传》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362页。  

[3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杨阜传》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701、702页。

[3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曹爽传》卷九注引《世语》，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页。 

[3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关羽传》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940页。 

[3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彭羕传》卷四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996页。

[4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周公瑾传》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1233页。  

[4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权传》卷四十七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8页。

[4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士燮传》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1193页。 

[4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皓传》卷四十八注引《汉晋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8页

资料来源：谭良啸提供

守时间：2024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