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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盟的历史考察

田福生
 

在我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百花园中，义文化是一棵艳丽的奇葩。它置根于数千年中华民族文明的沃土和特殊的时代背景、地域环境，有着奇丽的内容、纷繁的形式。在义文化的诸多形式、内容和事件中，发生于保定市涿州的刘备、关羽、张飞三雄桃园结盟，是影响东汉末年社会进程的伟大历史事件。三位英雄人物几十年戎马生涯中，不离不弃，用品德和生命，演绎了一幕幕彪炳史册的道义、忠义、仁义、信义盛举。诸如，刘、关、张三人在中山国安熹县（今定州市故城村）为反抗脏官鞭打督邮；刘备带领十万百姓渡江而不惧以身涉险；关羽为寻找故主刘备千里走单骑，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历史事件。（参看本人《关羽传》一书考证），然而三人伟大人格的起点还是桃园一拜。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缅怀英雄们气壮山河的业绩，在义文化的形式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延续崇尚先辈们扶正怯邪、报国安民、志同道合、忠勇仁义的不朽精神，在改革开放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仍有现实意义。
 

其一，我国东汉末年的结盟问题。

《三国演义》一书可谓处处蕴惊人妙笔，页页藏电闪雷鸣，卷卷设疆场厮杀，全书融斗智斗勇。这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桃园结义则是小说的开篇之笔。因为小说的缘故，历代学者及世人多从文学角度去认识、评判这一奇异的三雄壮举，其实，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盟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三国演义》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有些符合历史，有些则有悖于历史。我们必须从历史典籍入手去考察，才能解疑释惑，以正视听。

先说结盟这种古老形式，作为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一个特点，早已有之。东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通过结盟的形式，拉旗树帜，或表达政治诉求，或为实现某一政治目标，作为维系人心，共同抵御外界压力、侵扰的一种政治手段，在社会上广为运用。《三国志》一书中所载各类结盟比比皆是。诸如：

1、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董卓弑杀皇帝，试图谋害社稷，关东诸侯群起讨董卓。三月，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设立坛场，举行结盟仪式。“各州郡互相推让，莫有肯先者”。于是大家推荐广陵功曹臧洪带领宣誓。

2、《三国志·吴书·韩当传》注引韦曜《吴书》载：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韩当子韩综叛吴投魏前，“尽呼亲戚姑姊，悉以嫁将吏，所幸婢妾，皆赐予亲近，杀牛饮酒歃血，与共盟誓”。

3、《三国志·蜀书·陈震传》载：蜀后主刘禅接班后，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派卫尉陈震使吴，修复吴蜀关系，“孙权与震升坛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上，以函谷关为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中详细记载了本次结盟的盟书、过程。

4、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闰十月，曹仁、满宠在抵御关羽进攻樊城时，“宠乃沈（沉）白马，与军人盟誓”。

5、甚至有的皇帝也参加盟誓。《三国志·宦官列传》载：“帝（指汉桓帝）咬超臂出血为盟”。为铲除专权的梁冀，汉桓帝将宦官单超的手臂咬破出血，作为盟誓。

另外还有张纯、张举与丘力居的结盟等等。由此可知，结盟是东汉末社会不同层次都存在的一种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特殊组织手段。刘、关、张结盟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的这一民俗文化特点。
 

其二，关于刘、关、张结盟的历史记载。

《三国志》及有关史料，虽没有直接记述三人结盟，但仍有史可循。最主要的依据从关羽与张辽对话中显露出来。《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刘、关、张徐州之役失散后，关羽暂栖身曹营，“心神不安”，常思回归刘备。曹操让张辽去问关羽。当好友张辽试问关羽时，关羽回答：“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关羽不背弃刘备有两点原因：一是刘备对关羽有厚恩。包括关羽从故乡河东郡解县常平乡下封亭宝池里（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办事处常平村）因除暴安良，“义杀七贵”，千里迢迢亡命涿郡，一介平民，戴罪之身，被刘备优厚收留，还恩若兄弟。在政治上被重用，困顿曹营前，被任为下邳太守，使关羽对刘备的感激刻骨铭心；二是进行过盟誓。所谓“誓以共死”，绝不仅口头说说而已，所谓“誓”字。一定是盟过誓，而且有“共死”的誓言，即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豪侠性格的关羽把誓言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从历史也可以看出，公元219年（实220年）受曹魏、孙吴两大集团夹击，关羽遇难后，张飞急于为关羽报仇的超常举动，刘备不听诸葛亮、赵云等心腹大臣的劝谏，一味兴兵伐吴的重大举动，都可以看出君臣契合，以及不负誓言的义举。

此外，有三点旁证可鉴。

①刘备为汉中王后，派州前部司马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费、关二人对话可佐证刘、关、张三人结盟关系。《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载：

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不肯受拜。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肖、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肖、曹以此为怨。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读来一波三折。关羽何以敢不受拜?没有结盟关系焉能如此！且费诗与关羽同朝为官，亲历此行，都认为刘备、关羽“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这决不等同于刘邦与萧何、曹参的“少小亲旧”关系。“譬犹一体”，实为刘、关、张结盟关系的诠释之语。

②《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则进一步写道：“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由关张的兄弟情，到刘、关、张的恩若兄弟，可看出三人非同寻常的结盟关系。

③此外，三人亲密关系，名闻敌国。有两处重要记载：一处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赤壁大战后，刘备领荆州牧。在刘备去京城（今江苏省镇江市）见孙权完婚并要求割让土地时，周瑜上书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虽然周瑜是从刘、关、张三人政治军事才能和政治军事态势进行的分析，不难看出刘、关、张亲密关系的潜台词！二处是，《三国志·蜀书·刘晔传》载：关羽败亡后，曹丕问群臣刘备是否为关羽出兵伐吴报仇。侍中刘晔分析道：“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若父子；羽死不能为之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这段话讲，关羽与刘备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恩若父子。现在关羽虽然已死了，刘备若不能为他兴兵报仇，从二人由始到终的情分上看，就会显得很不够。这段话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恩若父子”的关系是一种极特殊的政治关系！二个是“终始之分”指的是从相识就有的特殊政治关系！不结盟，焉能如此！
 

其三，关于三人结盟的时间。

时间应为公元183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且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先主“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这里讲中山大商人张世平、苏双见刘备容貌奇异，资助他很多钱财，刘备才得以组织起了一只小部队。紧接上文：“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熹尉”。从行文看，交代完“年少争附之”，才是“得用合徒众”，然后才是“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再结合《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有关记载互相印证，“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综合以上几处引文不难看出：第一点，刘备好结交的豪侠主要指的应是关羽、张飞；第二点，刘、关、张相识在中山大商人张世平、苏双赠金财，且刘备“合徒众”时或更早；第三点，刘、关、张结盟在黄巾起义前。因为黄巾起义于光和七年二月，即公元184年。故三人结盟推定在光和六年，即公元183年。清代关公文化学者周广业在研究三人结盟时间时曾讲： “又御侮在前讨贼在后，则灵帝光和之末，正风云会合之初乎?”其判断很中肯，符合历史实际。即三人结盟在黄巾起义之前的183年。具体的结盟时间未见任何史料。现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适逢桃花盛开，为涿州三义宫庙会。传说这天刘、关、张结拜。至今，每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楼桑庙会，唱大戏，举行祭祀活动，一千多年来，经久不衰。这应视为口碑史料。
 

其四，关于结盟的地点、形式、内容。

《三国演义》记载，刘关张在张飞家的庄后桃园，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三人结生死之交。考三人结盟地点，与演义略同。即今涿州市松林店乡楼桑庙村三义宫。这里北距东汉时涿郡之涿县十里，西距张飞故里东汉时桃庄三里，东距刘备故里东汉时大树楼桑八里。三义宫始建年代不详，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刺史娄延重修，原名三义庙，又称汉昭烈庙。明正德三年易庙为宫。明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国史总裁焦芳撰《重修三义宫碑》载：

“涿之楼桑故有三义庙，祀汉昭烈皇帝，而以臣关穆侯羽、张桓侯飞配。侯为涿人，穆侯虽产解，而誓共死之盟，实始于此。此故祀昭烈之所有同，而况兹土乎！”

三义庙专为纪念刘关张桃园结盟而建。正是“且有三义之园，斯有三义之庙。”现张飞故里忠义店张飞庙存“汉昭烈结盟故里碑”亦可佐证。

在记述不同民俗的不同结盟形式时，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引《淮南子》载：“胡人弹骨，越人锲臂，中国歃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这里中国指中原地区汉民族。可见，盟誓是重大事件结信的形式。这种形式伴随中华文明发端于三皇五帝时，最早《史记》记载，黄帝与诸侯会盟于釜山（位于保定市徐水县城西北22.5公里的釜山村）。《尚书》记载了诸多盟誓之事。夏启有《甘誓》；商有《汤誓》；周有《泰誓》；等等，延绵几千年。春秋时盛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载：“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春秋共242年，各诸侯会盟200余次，借此维护彼此的诚信。歃血盟在春秋时就有。仪式上混杂彼此血滴于酒内，以示结为兄弟。到汉时，则借灵异神物如雄鸡、白马等之血。

从本文开始分析可知，特别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载的盟书，详细记载了盟誓的过程。参考之可知，按东汉末年风俗，刘、关、张三人结盟肯定要歃血，大体程序和礼仪是：选址及日期，筑坛，掘坎；杀白马或牛，做为祭品；主盟人割牲耳，取血，写盟书；接着立盟人升坛并盟誓，面北读盟书；然后歃血，即将牲血滴入酒内，分饮，昭告神明；同时自我诅咒立誓；最后将所杀牲及盟书埋入土坎或沉入水中。从盟誓内容看，任何结盟都有政治目的。刘、关、张的政治目的可从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参悟出，即“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臣。孤不度德量力，欲信（伸）大义于天下。”应该讲，刘备讲的大义与刘、关、张结盟的政治目的一脉相承，即扫除“窃命”的奸臣，匡扶“倾颓”的汉室，为此可以同休等戚，祸福共之，甚至“誓以共死。”不过，《三国演义》把三人描述为兄弟关系与史不合，按史料，刘备拉起队伍前，关羽、张飞二人已投在刘备麾下，在结盟的同时分宾主是重要内容。关、张为刘“御侮”，充任刘备的保镖。刘备是这支队伍的领袖，在政治上是主和从的关系。刘与关、张只是情分上的“恩若父子”、“恩若兄弟”罢了。
 

其五，关于刘、关、张相识的机缘。

刘备、关羽、张飞三位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豪侠人物，何以相识?结盟于刘备、张飞故里呢?除了三人有远大抱负，志同道合，匡扶汉室的强烈愿望外，三人奇缘相遇，两位“万人敌”做左膀右臂，才成就了刘备的帝王梦想。《三国演义》写贩履织席的刘备和屠户张飞在观看黄巾起义后朝庭的招军榜文时相识，酒席间又遇投军的关羽，三人义气相投，遂在张飞庄后桃园义结金兰。这些内容与史实有一定差距。元明杂剧关于三人结义的故事，倒距史实不远。最令人信服的还是一龙分二虎的记载，最早见于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涿州知州佟国翼的《汉张桓侯古井碑记》，其中写道：

张桓侯，勇敌万人，义昭千古。其行事见诸史传者尚矣。然轶事亦有足多者，可弗表而彰之乎?侯之故里，旧有井，俗传侯未遇时，屠贩为业，夏日售肉未尽，即置诸井，覆以千斤巨础，号于众曰：‘有能启之者，听取肉弗靳’！其时，壮缪关公义杀七贵，亡走范阳，遇是井。闻而揭石取肉。侯诧异，辄与角力。适昭烈帝见而壮之，遂有兄弟之盟，旋定君臣之分。嗟乎！一井不足异，为三公云龙风虎之会，恩连义结之阶，岂偶然哉！

一百年后清学者梁章钜的《归田琐记》转引《关西故事》亦记有其事，两者相互印证，就提高了史料的可信程度：

关羽东行至涿州，张翼（应为益）德在州卖肉；其卖止于午，午后即将所存肉下悬井中，举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举此石者，与之肉！’公适至，举石轻如弹丸，携肉而行。张追及，与之角，力相敌，莫能解，而刘玄德卖草履至，从而御止。三人共语，意气相投，遂结桃园之盟。

与梁章钜同时人褚人获《坚瓠集》秘集卷三所引《关西故事》描述与以上大体相同。这些口碑史料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由以上两段资料推定，刘、关、张相遇于三人结盟前一年夏天，即公元182年夏。从时间上梳理一下，刘、关、张三公公元182年夏季相识相交；公元183年三月二十三日结盟；公元184年二月后参加到讨伐黄巾起义中；年底或次年初因军功第一次踏人官场，在安熹县任职。

张飞家井成就了刘、关、张几十年相交守义的亘古奇缘。其实，三人结盟，是刘备雄才大略、帝室之胄的身份和高超御人手段及关、张的豪侠思想结合的结果；是刘备的仁义、关羽的忠义、张飞的信义、三人的道义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三个草根商人侠心厚义，一以贯之，以命相搏，出生人死，相帮互助，而成就了蜀汉大业。其核心是三人人格伟大，难怪清康熙涿州知州佟国翼评价刘、关、张“三公并为万世人物之表”！
 

资料来源：田福生提供

发布时间：2020年0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