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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三国归晋的历史必然性

郭  鹏

郭鹏，男，编审，原陕西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汉中地区志》主编，陕西作家协会会员。

【摘要】  三国归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人事的等诸多方面。蜀汉、东吴，在这些方面均无法与魏晋相抗衡，其内政不修，用人不当，经济疲弱，军事乏力，人心不稳，外交失败，导致了两国的灭亡，也就是三国归晋的综合原因，非特军事失败也。

 【关键词】  三国  晋  统一  原因

 严格来说，蜀灭于魏，吴灭于晋。但因为魏灭蜀以后不久，就因司马炎取代魏而自立，废魏建晋，故历史学界统而称之“三国归晋”。

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起，经过魏、蜀、吴三国多年的争战，于公元280年，终于由晋一统，结束了自东汉末期以来的60年分裂割据局面。就国家和人民而言，统一，自然比分裂要好；和平，自然比战争要好。但就研究历史、研究社会而言，探讨为什么蜀、吴会灭亡，晋为什么会一统，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掘的课题，它会给人们提出许多有益的资政命题。

一个政权的兴盛，还是衰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人事的等诸多因素。尤其在敌对势力并存的形势下，各种因素（甚至其中一个因素）的比较，占相对优势的一方，自然会是战胜对方的最后胜利者。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三国何以会归晋？晋在哪些方面都具备了比蜀、吴更为优势的条件。

一、先看立国国策

蜀汉方面：从蜀汉初建时起，它就是在三国中最为弱小的割据国家。终其始末，其政治路线是由攻而守。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跨有荆益”，两面夹击，以图“天下可定，汉室可兴”，则是这种方针的规划。前期由于刘备、诸葛亮的励精图治，东结孙权，尚能把国家治理得逐渐民殷国富，敢于打出伐魏复汉的旗号，虽然关羽的荆州败亡，蜀国并未完全丧失军事和经济实力，故有诸葛亮的五出祁山之举。刘备的定军山之战，从曹魏手中夺得汉中，直接是强攻；诸葛亮伐魏，是以攻为守。诸葛亮死后，继任者蒋琬、费袆，汲取诸葛亮教训，纯粹采取守势，保守汉中一线险要的北大门，将曹魏拦挡在秦岭以北。曹爽以10万大军进攻时，王平据守兴势，加之天下大雨，使曹军无功而返。后期姜维虽欲采取攻势，但朝臣多不同意，从中作梗，从朝廷而言，仍是要采取守势。守，是小国弱国的立国策略，在平静的环境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策略，但毕竟是被动的。在强大对手的进攻面前，往往显得怯弱、疲于应付，加之本是小国弱国，就不免失败。

吴国方面：东吴初建时，孙坚孙策父子都是以进取中原为目标。孙策死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清楚的看到孙权是一个守成之君，无奈之下，只得把保江东的重任交给了孙权。孙刘联盟，赤壁之战一举打败了曹操。此后，孙权一直在江边守成，不敢进取中原。他和鲁肃谈天下之势的时候，鲁肃劝他“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得到孙权的赞同，他的一生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而展开，坐守江东。这一立国国策影响了他创建的东吴集团的观念，其后代统治下的东吴也一直采取着保守不思进取的态度，不管天下如何变迁，东吴都是稳坐钓鱼台，不闻不问。在许多次有利的进取中原时机到来的时候，东吴集团都轻易的放弃了。不思进取就必然会坐以待亡。

魏、晋方面： 从曹操起，一直以雄武立世，荡平群雄，统一北方；但到曹魏后期，曹氏魏主势力逐渐减弱，司马家族及其党羽势力日盛。263年，司马昭为了建立更大的政治资本，为攫取最高权力奠基，发动了灭蜀战争。265年，废曹魏建晋，司马炎称帝。司马家族三代以武力雄踞朝野，军事进取实力雄厚，攻击力甚强，故其立国的国策自然是惟以进攻为第一选择。所以，面对保守偏安而弱小的蜀、吴，自然是非吞之而不可。

二、内政方面

魏、蜀、吴三国初建时，包括曹操在内，第一代君主都属于英雄之辈，但其后代，则“一蟹不如一蟹”了。及至末期，就根本“君将不君”了。

蜀国刘禅，本是继承父亲刘备衣钵，没有一点征战经验和治国的谋略魄力，连刘备对他也信心不足，从白帝讬孤之言中，就看出了刘备对刘禅的忧虑。自诸葛亮死后，他更加昏庸无道，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后期宦官黄皓乘机取宠弄权，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朝政日非，连惟一撑持国家安危重担的姜维也因怕被害，自请到沓中（今甘肃甘南州舟曲西北）种麦以避祸。至此，蜀国的基础已大大动摇。

吴国孙皓，在位期间，专横残暴，奢侈荒淫，后期更宠信佞臣岑昬，整天饮酒作乐，朝政昏暗，大失民心。《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记载：“初，皓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沈醉。置黄门郎十人，特不与酒，侍立终日，为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之咎，谬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饮酒时，认为大臣稍不中眼，“即加威刑”，甚至“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可见已经丧失人性，内政如此，岂能望其抵御强晋？还有史料记载：公元279年时西晋分六路出兵灭吴，势如破竹，攻入吴境，兵临城下之时，吴国将士哗变。《孙皓传》载：“三月丙寅，殿中亲近数百人叩头请皓杀岑昬，皓惶愦从之。”据干宝《晋纪》对此事的阐释是：“皓殿中亲近数百人叩头请皓曰：‘北军日近，而兵不举刃，陛下将如之何！’皓曰：‘何故？’对曰：‘坐岑昬。’皓独言：‘若尔，当以奴谢百姓。’众因曰：‘唯！’遂并起收昬。皓骆驿追止，已屠之也。”《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评价孙皓说：“岑昬谄谀贵幸，致位九列，好兴功役，众所患苦。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盖积恶已极，不复堪命故也。”

内政不修，上下离心，灭亡是自然而然的了。这就是吴、蜀灭亡给后人的教训！

魏国灭亡，情形又不一样，直接是世袭制所引起的必然结果。二代帝曹丕时，还算一个精明有力之君。无奈38岁死亡后，曹睿继位，重用司马懿，取得抗蜀胜利，还有乃祖、父辈的干练。曹睿死后，8岁的曹芳登基，在位14年，后被权臣司马师废去帝号，贬为齐王，另立12岁曹髦为帝。甘露五年（260），20岁的曹髦被司马昭杀死，更立14岁的曹奂为帝。曹奂性格平庸软弱，手中毫无权力，在大臣和军队中也无任何势力，完全是司马兄弟的傀儡。曹奂在位期间，263年司马昭派大将钟会和邓艾灭蜀。两年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废掉了小皇帝曹奂，魏亡。曹魏三代皇权的世袭，是在司马家族的操纵之下，逆者亡。历史上多有强臣或后宫、外戚操纵，立年幼弱小的皇帝世袭皇位，君弱臣强，强臣、外戚专权，落下了可悲结局，曹魏被晋瓜代就是必然之势了。
    三、经济方面

战争，往往是经济力量的比拚。蜀、吴、魏（晋）的经济力量相比，前者是绝对无法与后者同日而语的。

古时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生产。三国之前，农业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曹魏占据的黄河流域从夏朝起开发，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而且发达。虽然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造成了很大破坏，曹魏统治稳定后，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恢复和发展。河南、河北、汾渭盆地均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魏国当时占据了中国整个北方的大片疆土，本身就经济基础雄厚，又加之从司马懿开始，多年在位于吴蜀前线的江淮、荆州、雍郿等地屯田开发，实现了前线军队的军粮自给有余，到魏末，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为灭蜀灭吴准备了雄厚的物质条件。据史载，晋武帝为准备灭吴，派羊祜祜镇守襄阳，羊到任后，抽调4万人垦田800多顷，改变了初到襄阳时军无百日粮的状况。不久，荆州8万多士兵已经积有10年余粮。

蜀国方面，偏守一隅，虽是天府之国，但毕竟地域狭窄。加之连年北伐，国库空虚。诸葛亮在汉中时，专设督农之官，劝农休士。在诸葛亮北伐时期，就“益州疲敝”。建兴六年（228）诸葛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上言》表中又发出“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的忧叹。据宋《太平御览》转引《诸葛亮集》注载：蜀汉国力衰弱，到了“民贫国虚，次敌之资，唯仰锦耳”的地步。尽管诸葛亮雄才大略，劳心治蜀，然则以一州之地与拥有大半个中国的曹魏相抗衡，以图恢复汉室，勉为其难。诸葛亮五伐中原，数次因粮草不济而退兵，终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所以，宋相王安石在缅怀诸葛亮时曾说：“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到姜维时，连年征伐，兵役劳役过重，使蜀汉经济更加凋零。在曹魏商议是否灭蜀时，司马昭洞悉局势，看出蜀汉已是“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蜀汉亡时，仅有户28万，男女人口94万，府库仅余米40万斛，金银各2000斤，锦绮彩绢各20万匹，国力如此穷弊，还须供养带甲将士十万二千，以及支付浩繁沉重的军费。262年，即蜀亡前一年，吴国使臣入川后回国报告概括了两句话——“入其国不闻正声，经其野民皆菜色”。翌年魏军入川，面部“皆菜色”的民众纷纷逃避。如此的经济基础，如此的国弱民贫，面对强大的曹魏进攻，不亡才怪！

在吴国方面，江东之地，三国之前，并不富裕，湘、粤等处，尚是蛮荒之地。董卓专权以后，中原群雄逐鹿，刀兵四起，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大量难民往南逃到荆州、扬州、益州等地。这些难民带来了较先进的耕作技术，江南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远远赶不上北方。东吴农业基地主要是长江下游的吴、会两郡以及荆州中部的江汉平原，其余山越、交州、荆南等地土地面积虽大但尚未开发。经过吴国多年经营，到灭亡时， 史有记载“晋阳秋曰：（王）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吴国人口230万，而魏晋的人口443万，则远远超过吴蜀之和。可见吴国经济力量虽优于蜀汉，但还是无法与强盛的魏晋相比。正是这个优于蜀汉的经济实力，才使曹魏在选择是先灭吴还是先灭蜀的战略部署时，选择了先灭蜀，使得吴国比蜀汉多撑持了26年，在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

四、军事方面

战争当然靠军事。这个军事，包括兵力、战略、战术、将帅等多方面因素。单就兵力而言，魏（晋）、蜀、吴差距也是很大的。

魏灭蜀兵力对比：魏景元三年(262)，执掌魏政的相国司马昭召集群臣商议对吴蜀用兵事宜，他计议道：“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度差难，不如先定巴蜀……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下五万。”也有资料说，当时蜀汉有将士10.2万，而能调遣抗击曹魏的只有姜维的3万兵力。钟会灭蜀时，出兵18万，分三路进军。蜀汉以3万抵御18万，后果可知。当然。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不为少数，但以蜀汉3万疲敝困顿且遭排挤之师，抗御曹魏东起子午、西达阴平的18万精锐强攻之敌，要想战胜，则更难了！

晋灭吴之战，兵力对比：司马炎称帝后，素有吞吴之志。便积极筹划消灭孙吴政权的战争，以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泰始五年(269)，便派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任命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镇临淄、下邳，加强对孙吴作战的军事布置；后又派王濬入蜀据益州训练水军。280年，晋灭吴，出动了大军20余万人，分六路出兵，攻入吴境。由王濬率水军楼船由益州沿长江直下吴都建业，杜预从荆州东下，王浑由淮南南下，直逼吴国。而吴国全国兵力只有23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在各地驻防，集中在荆州、江淮前线兵力不足10万人。晋军“势如破竹，土崩瓦解，靡有御者”，刚愎残暴的吴主孙皓只有亲自绑缚、抬上棺材、献上户籍图册，率领残存的文武百官，出城投降的份儿了。

就三家的军事指挥者比较，蜀汉、吴国也是更难与魏晋相比的。

蜀汉后期，仅有一个姜维可统大军，但尚常受排挤，地位和生命岌岌可危，自请到沓中（甘南）屯驻以避祸，“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司马昭在《讨蜀诏》中也称：“蜀之所赖，听维而已”。费袆当朝时，姜维屡次请兵北伐，费袆“常裁不从”；费袆亡后，姜维统兵，屡次北伐以求保国图存，国内人却怨姜。蜀臣谯周（劝刘禅投降者）作《仇国论》专门攻击姜维。黄皓、阎宇共同陷害姜维，并欲取而代之，甚至使姜维“故自危之惧”，屈居沓中，不敢还成都。姜维闻钟会兵至关中，建议刘禅派张翼、廖化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而“皓徵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使这样的局面，国民人心不思奋国图存，朝臣挚肘谗言于君，姜维自身尚且不保，怎能抵御曹魏能征善战的猛将钟会、邓艾？

晋朝则另是一番景象，晋武帝派守荆州襄阳前线备战的是深谐韬略的名将羊祜，他到任后，改武装拓边为政治攻心战，对东吴的百姓主要施行“怀柔政策”；对东吴将士以德予以招徕；对东吴驻荆州的统帅，派遣使节与之经常交往，发展私交，使之各自保守疆界，互不派兵侵扰以追逐其小利，“从容以收大功”。他还屡呈灭吴方略，屡荐平吴良将，先推荐王濬留任益州刺史，病危时又举荐名将杜预代己。这三人都在灭吴和统一南方的战争中，建立了奇功。太康元年(280)三月，灭吴的捷报传到洛阳，群臣致贺。晋武帝举起酒杯，流着泪说：“此羊太傅功也!”杜预文武兼备，在任上率军奇袭西陵，离间东吴君臣，使东吴在大军压境之际，撤换名将张政而代之于平庸将领，削弱了东吴在西陵这一重要军镇的防守力量。他积极支持王濬水军东下，乘胜夺取建业，灭东吴，“一番降旛出石头”，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吴国方面，名将陆抗死后，没有能够和晋国文武兼备、善于用兵的羊祜、杜预、王濬、王浑等相抗衡的扛鼎人物。更何况魏晋坐镇京都总指挥的司马昭、司马炎，是惯于用兵的三世兵家魁首，而蜀汉、吴国的刘禅、孙皓，又怎能与之同日而语呢？刘、孙自然只有束手待毙的结局了。

五、外交方面

孙刘两家，本来结有联盟，但这个联盟的基础是对抗曹操的吞并，在赤壁大战中，孙刘联盟尚发挥了作用。随着赤壁大战的胜利，这个本很薄弱的联盟，名存实亡。陆逊杀关羽、刘备大报仇，这个联盟破裂；后孙刘有几次勉强恢复联盟，但并未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如果诸葛亮五次北伐曹魏，或者姜维的九伐中原，东吴能在东线配合出兵，伐魏的胜利也许还有可能。263年，曹魏攻蜀，刘禅曾向吴求救，但吴袖手旁观，蜀汉刘禅君臣只有缴械投降的份儿，东吴也因之受到了晋将王濬举益州之力，造楼船，练水军，顺江而下，直抵建业城下的报应。

自古谓，朝代兴亡，在于气数。“气数”之说，看似玄虚，实是因多种因素聚合而成。内政、用人、经济、军事、人心、外交等，都是反映这个“气数”的组成部分。蜀国、吴国内政不修，用人不当，经济疲弱，军事乏力，人心不稳，外交失败，均是两国“气数”该亡的征兆，也是三国归晋的综合原因，非特军事失败也。

就社会而言，结束割据局面，统一华夏大地，自然是好事。也就是说，晋的削平分裂，对社会不无进步意义。但也要看到，历史是复杂的，随着一代枭雄司马炎的死亡，傻瓜司马衷即位，晋朝“气数”很快由强转弱，36年后，国家重新分裂，东晋十六国，五胡乱中华，南北朝对歭，又分裂270多年，比三国60年纷争还长200多年，中华民族重新陷于更大的灾难之中。

资料来源：郭鹏提供

收录时间：2023年0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