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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清浊太明，善恶太分”感叹解析

 谭良啸

（刊载于《看历史·三国文化》2025年8月号）

作者  谭良啸

 研究员，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曾任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成都永陵博物馆馆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诸葛亮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会顾问，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推进中心顾问。 

东吴才俊张温被废黜，诸葛亮开始不明原因。《三国志·张温传》注引《会稽典录》载:“亮初闻（张）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1]对张温被废黜，诸葛亮思索后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感叹又传递出他什么样的处世态度和执政思想？本文试解析之。

一 、张温何故被废黜

张温被废黜，《三国志·张温传》记载了事情的始末。

（一）才华横溢的张温

关于张温其人，《三国志·张温传》载曰：

温少修节操，容貌奇伟。权闻之，以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司农刘基曰：“可与全琮为辈。”太常顾雍曰：“（刘）基未详其为人也。温当今无辈。”权曰：“如是，张允（张温之父）不死也。”徵到延见，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罢出，张昭执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2]。

史书记载说，张温少有节操，容貌奇伟，孙权听说后问朝臣，这人可以和谁相比？回答说，当今无人可以和他比肩。孙权便召见，他以文辞相对，于是受到器重；被封为议郎、选曹尚书，后又升职为太子太傅，很受信任器重。

（二）使蜀归来遭猜忌

孙吴黄武三年（224），张温出使蜀汉，代孙权去表达和解诚意，以重建两国盟好。他不辱使命，并以出色的文才，赢得蜀国人士的看重。张温回国，却受到孙权的猜忌。《三国志·张温传》载曰：

（张温）时年三十二，以辅义中郎将使蜀。……蜀甚贵其才。……权旣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曁艳事起，遂因此发举[3]。

史书记载说，孙权心中暗自忌恨张温称赞蜀国政治清明，又嫌他名声太盛，令众人迷惑，担心他终究不会为自己效忠尽力，就想找机会打击他。正好碰上暨艳事件发生，于是就借机将其废黜。

（三）张温与暨艳“整肃郎署”

史书所说的“暨艳事”，指暨艳任选曹郎、尚书时，过于偏激地整肃三种郎署的郎官，招致失败而获罪一事。即“整肃郎署”事件。郎署，是安置郎官的官署。当时郎官分由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统领，每种郎官的数目不详，可达数百。郎官的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参与重要活动等。

1、暨艳“整肃郎署”始末。

暨艳“整肃郎署”之事发生在孙吴黄武年间，《三国志·张温传》载此事的始末曰：

（暨艳）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汙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而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兢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4]。

史书记载说，暨艳见当时三郎署中混杂有很多恶俗的、不适合的人，就想进行褒贬加以区分，使贤才与愚人按类分开。于是抨击各类官吏，对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三署的郎官，全部由高贬低，有的官品降了数级，能够保住原来级别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中在职位上贪婪卑鄙、志向节操污浊低下的，都被贬为军中的办事员，设置营府来安置。于是愤怨之声不断，诬毁谗言四起。一些人竞相指责暨艳和选曹郎徐彪，说他们只讲私情，爱憎并不出自公心。暨艳、徐彪都因此被定罪而自死。

2、张温被定为“整肃郎署”事件同谋。

张温被视为“整肃郎署”事件的骨干，因此被废黜。《三国志·张温传》记载说：

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荐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历，好为清议，……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闻问往还，即罪温。

史书记载说，暨艳是张温的同乡，由张温引荐任为选曹郎，后又升选曹尚书。暨艳性格急躁、严厉，喜好对人褒贬评议。（在对三郎署郎官进行整肃时），张温一向与暨艳、徐彪意见相同，多次书信来往，互通消息，所以治他的罪。

《三国志·张温传》又记载孙权下达的列举张温罪状的指令中，其中一条曰：

温与之结连死生，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非温之党，即就疵瑕，为之生论>[5]。

孙权说，张温与暨艳结为生死之交，暨艳所选用或斥退什么人，都由张温事先作出提示，两人内外勾结，共为一体，只要不是张温的党羽，立即吹毛求疵专挑毛病，为贬黜制造舆论。

因此，张温作为“整肃郎署”事件的同谋、骨干被废黜，六年后他去世，时年37岁。

（四）“整肃郎署”失败并获罪的原因

关于“整肃郎署”事件的罪责，张温本传和孙权是从事件的过程、效果上作了列举，而陆瑁、朱据则在郎署整肃之初就指出：暨艳等人有违时势，做法过于偏激。

1. 陆瑁的告诫。

陆瑁是丞相陆逊的弟弟，在暨艳开展褒贬、评定三郎署郎官时，就指出在“王业始建”用人之时如此偏激的做法十分错误。《三国志·陆瑁传》载曰：

时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谪。瑁与书曰：“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眀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弘济，近有益于大道也。”艳不能行，卒以致败[6]。

史书记载说，当时尚书暨艳坚持开展对人物褒贬，比较和评定五官中郎、左、右中郎将三署的郎官，极力揭露别人的愚昧过失，以显示自己对这些人的贬黜十分正确。陆瑁给他写信说：“圣人嘉许人们的优点而怜悯其愚昧，遗忘人们的过失而记录其功绩，以此成就良好的教化。加之如今帝王大业刚刚建立，将要一统天下，正是汉高祖弃人之瑕疵录用人才的时候。如果能使善恶泾渭分明，崇尚汝南、颍川郡曾经盛行的评议人物的做法，倒确实可以整肃风俗、倡明教化，然而恐怕不容易施行。应当远则效法孔子的泛爱天下，中则学习郭泰的普救他人，近则考虑到有益于帝王大业的创建。”暨艳不能照陆瑁所说的去做，终于招致失败。

陆瑁强调，在“王业始建”之时，应该施行“泛爱”“弘济”，“有益于大道”的做法才是正确的。

2. 朱据的劝阻。

朱据在黄武初年（222）任侍御史。在暨艳整肃郎署之初，他便指出时机不对，做法不妥，进行了劝阻。《三国志·朱据传》载曰：

是时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汙在位，欲沙汰之。（朱）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厉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艳不听，卒败[7]。

史书记载说，当时的选曹尚书暨艳，痛恨贪婪污浊的人在郎官位上，想要像除去沙粒一样进行淘汰。朱据认为：天下尚未安定，应以功劳掩盖过失，不计较缺点而使用人才，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有过之人，通过举荐好人来激励有污点的官员，以此足以起到鼓励和警示的效果，如果一下子全部贬黜，恐怕以会有灾祸。然而，暨艳不听，结果失败。

朱据指出，暨艳在“天下未定”之时用过于偏激的方法整肃三郎署，有违时势，会招致灾祸。

陆瑁和朱据都指出，“整肃郎署”失败并获罪的原因：一是没有审时度势，不该在“王业始建”用人之际；二是做法过于偏激，不该实施“沙汰之”而惹怒众人。为什么呢？因为孙权被封为吴王后蓄势待发，需要大量人才；而郎官经过一段时间历练就能出任中央和地方的长官，郎署被视为政府人才的储备库；入郎署为郎是踏上仕途的重要途径，因此郎官一般都由世家贵族的子弟充任。而暨艳不审时度势，在用人之际偏激地整肃三署郎，不仅造成才严重匮乏，而且清洗的郎官很多都是权贵子弟，这就侵害了世族豪门的利益，自然引来怨恨。世族豪门是孙吴集团立身的基础，不能受到侵害，否则根基会被动摇，孙权必须出面制止，暨艳、徐彪因此获罪自杀。从管理层面看，暨艳整肃郎署，淘汰浊劣，利于施政；从执政层面看，孙权出于创业之际的根本利益，牺牲违背时势且做法偏激动摇孙吴集团基础的暨艳等人也是无可非议的。

二 、张温被废黜原因的不同认识

张温被废黜，本传和孙权列举了他的罪责，陆瑁和朱据指出了原因，此外在这前后也有多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虞俊的认识

东吴名士虞俊与张温、朱据等人有交情，他较早就看到张温性格、习性存在的毛病，预见他会有灾祸。史书载曰：

馀姚虞俊叹曰：“张惠恕才多智少，华而不实，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祸，吾见其兆矣。”诸葛亮闻俊忧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叹俊之有先见[8]。

史书记载说，馀姚人虞俊叹息说：“张惠恕才多智少，华而不实，怨恨积聚，会有倾覆家族的灾祸，我已经见到征兆了。”诸葛亮听闻虞俊担忧张温，他不相信，到了张温被放黜，才感叹虞俊有先见之明。

虞俊因为了解张温的性格，知道他“才多智少，华而不实”的毛病，所以能预见了他的不幸遭遇。

（二）史学家陈寿、裴松之的评论

陈寿和裴松之在《三国志》及注引中，对张温被废黜也有评论。

1. 陈寿的评论。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张温传》末评论说：

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9]。

陈寿赞同虞俊“才多智少”的说法，认为张温才能优秀，文采斐然，而预防祸患的智计不够，所以招致苦难祸患。 

2. 裴松之的评论。

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却认为张温声名过盛，这对臣子并不是一件好事。他说：

臣松之以为庄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张温之废，岂其取名之多乎！多之为弊，……权既疾温名盛，而骆统方骤言其美，至云“卓跞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异燎之方盛，又捴膏以炽之哉！[10]

裴松之认为，庄周说“名声是天下人所公有的，不可以过多索取”，张温之被废，是不是他索取的名声太多了？太多了就成弊病。孙权既痛恨张温名盛，而骆统却多次称赞张温的美誉，甚至说张温“卓越无双，光彩照耀人世，当今无人比得上他”。这无异于在火烧得正旺盛时，又浇膏来助燃啊！

他们都从张温自身上找原因，没有言及他支持、参与暨艳对郎署的整肃，及孙权对他极度不信任这两个方面。

三、诸葛亮何以如此感叹   

张温在出使蜀汉期间，其才华为诸葛亮所器重，二人关系不错。对于他被废黜诸葛亮不解，也有不平之意，因为张温本人仿佛没犯什么大错。诸葛亮身处蜀汉，对于张温何以被废黜得到的信息应该主要是来源于孙权对“整肃郎署”事件的处理令文，及将军骆统对张温获罪时的上表申辩，认为张温虽然支持暨艳对郎署的整肃，是出于“朋友之交”，与之亲近，并没有朋党为奸[11]。还有就是虞俊“华而不实”的感叹。而诸葛亮对张温被废发出了“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的感叹，是在通过对“整肃郎署”事件与张温性格的分析之后。

张温的获罪主要是作为“整肃郎署”事件的支持、参与者，而“整肃郎署”失败并被定罪的主要原因：一是不审时度势，违时背势地大肆实施整肃；二是做法偏激极端，奉行“清浊太明，善恶太分”的原则。这是“整肃郎署”事件两个明显的特征。作为事件的实施者，暨艳“性狷历，好为清议”，张温“才多智少，华而不实”，二人性格性情投合。诸葛亮通过对他们共同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的洞察，通过对“整肃郎署”事件始末的分析，终于明白张温获罪是他行事不审时度势，偏激地去追求完美，才发出了这一感叹。这感叹强调张温获罪出在“太”字上，因为过犹不及。一个人明白清浊、分清善恶是好事，不过作为一个从政、执政者，在一个政权创立、发展、巩固的过程中，不审时度势；在封建社会权利分割复杂交错的官场中，一味去追求“臧否区别”清浊、善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的确，张温被废黜仿佛自身并无多大过错，孙权处置他也是作为人主必须实施的权力平衡和对属下忠诚的要求。而诸葛亮如此感叹则是表明，张温作为一个从政者自身存在着行事不审时度势，处世偏激又华而不实的缺陷。诸葛亮在张温被废思考了解后发出“清浊太明，善恶太分”的感叹，是因为他从“整肃郎署”和对暨艳、张温性情中看到他们招致失败、获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从自己政执政的经历中认识到，一个人对人处事、为政行事不可追求“清浊太明，善恶太分”；是因为他处世执政审时度势，“应权变通”，不偏激，不刻板，被时人称为“达治知变，正而有谋”的政治家[12]。

四 、诸葛亮为政审时度势，权变而有度

诸葛亮在张温被废黜后发出的这一感叹，是他在处世、执政中的的感悟，传递出他在政治生活中的审时度势，在从政执政时的权变、不偏激的行事态度。《三国志·蜀书》记载了不少他审势、灵活施政的事例。

（一）安抚傲慢的关羽

关羽问马超武艺才能如何，诸葛亮回信没有劝解关羽而是以夸耀来安抚。《三国志·关羽传》载曰：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13]。

史书记载说，关羽听说马超来归降刘备，因为以前与马超不是老朋友，他就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的武艺才干可与谁相比。诸葛亮知道关羽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强，于是回信道：“马孟起文武兼备，雄壮威烈气概超过常人，不愧一代豪杰，是英布、彭越一类的人物，可与张益德并肩齐驱，但不及您美髯公超凡出众、卓尔不群。”关羽蓄着一副漂亮的长须，所以诸葛亮这样称他。看了诸葛亮的回信，关羽十分高兴，把它交给宾客幕僚们传阅。

马超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杰出猛将，在西凉地区很有影响，曾经是一方诸侯。曹操曾说：“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他归顺刘备后，得到待遇优厚，任为平西将军。平西将军为三品，关羽时任荡寇将军仅为五品。一个投降将领比自己的官衔高，关羽因此不高兴，不服气，写信问马超是个什么样的人？诸葛亮了解关羽的德性，知道他的意思，于是写下这封信给关羽。对于马超的能力、影响，诸葛亮没有否定，认为他是“一世之杰”。不过，明明白白地告诉关羽，比你还是差了不少，这怎能不让关羽心花怒放？关羽看罢诸葛亮的信后“大悦”，非常开心，还把信拿给部下、宾客人传看。

诸葛亮对关羽的夸奖，实际上纵容了关羽的自大、骄傲情绪。为什么这样行事呢？首先，诸葛亮有苦衷。他当时的任职为军师将军，此系不正规的杂号将军，比关羽的正规的将军级别低了很多；他不可能以下犯上去规劝关羽。其次，关羽与刘备“恩如兄弟”，有着长久的良好关系，诸葛亮不可能也不愿意代替、越过刘备去规劝、指责关羽，因此只得换一种方式，以称赞的形式安抚关羽。不过，这是诸葛亮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在《隆中对》里他就明确指出荆州在进击中原、兴复汉室的重要性，而关羽如今镇守荆州，不能有任何一点闪失。为让关羽安心坐镇荆州，所以写信恭维关羽以安抚。

《三国演义》将诸葛亮这一潜在的思虑明确化，改他的信为：

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今公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14]。

严格按是非、善恶分明的原则讲，诸葛亮的回信是不妥的。史实证明，回信使关羽更加沾沾自喜起来，后续的效果不理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劝告关羽，或者让刘备去告诫、训斥关羽。诸葛亮如此回信，是出于今后北伐中原的大业，考虑到荆州的重要性，求一时之安定；是他待人处世不刻板、能变通的长处；是他审时度势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事例。

（二）不抑制法正的乱法

法正的乱法，诸葛亮不抑制反而替他辩解。《三国志·法正传》载曰：

（刘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15]

史书记载说，刘备任法正为蜀郡太守，兼扬武将军，对外治理京城地区，对内则为刘备的主要谋臣。法正这时对有一餐之恩的，对有小小怨隙，无不给以报答和报复，并擅自处死几个毁谤中伤过他的人。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在蜀郡也太放纵蛮横了，您应禀告主公，抑制一下他作威作福的行为。”诸葛亮回答说：“主公在公安时，北面畏惧曹操的强兵，东面担心孙权的威逼，近处又害怕孙夫人在身边制造变故，当时主公进退两难。而法孝直来辅佐，使他一下子展翅飞腾，不再受人制抑了。怎么能禁止法正使他不任意气行事呢？”

对诸葛亮不抑制法正乱法，东晋史学家孙盛就指出这会导致法令的威信丧失，他说：

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国之道，刑纵於宠，毁政乱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极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国柄者哉？……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16]。

孙盛认为，赏罚由下面的人自己决定，是亡家害国的做法；刑罚纵容宠信的人，是损毁政治和搅乱法理的根源，怎么可以因为是功臣而放纵他肆意妄为，因为宠爱就可以给他国家的权柄吗？……诸葛的这番言论，可以说是丧失了政令和刑罚。

对于孙盛的观点，后世有学者不认同，他们替诸葛亮辩解，认为这是诸葛亮审时度势的结果。如南宋理学家真秀德就说：

孔明不抑法正，孙盛讥其非。盖尝思之：孝直前献策以取益州，后献策以取汉中，玄德立国巴蜀，根本乎此。其智谋若是，当易得哉？去报复恩仇，过于明白，诚非厚德之士；而专权擅杀，其罪犹所当诛。然当草昧之时，须才以济，则固不得而遽废也。故孔明权其轻重，姑略其过使展其才，此执经守义之士所不识也[17]。

清代学者何焯也如此认为，说：

艰难之初，权以济事，未宜以常道论也[18]。

的确，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分析诸葛亮不抑制法正乱法的原因有三。首先，法正助刘备拿下了益州，功劳大，又很有智谋，深受刘备的信任和敬重。其次，刘备在占领益州之初需要团结、依靠益州地方的人才，才能站稳脚根，以继续扩张势力。在这种局势下，法正作为益州旧部投靠刘备的代表人物，刘备不会去惩处法正而动摇自己的统治。诸葛亮也深知这一点，史载，“亮又知先主雅信（法）正，故言如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备和诸葛亮的终极目标是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他们征战，招贤，执法，施政等等，无不为此目标服务，有违此目标的任何作法都不可取。

严格按是非、善恶分明的原则看，诸葛亮不抑制法正乱法是不对的，然而却维护了刘备集团初入益州的统治稳定，维护了刘备君臣的团结。这是诸葛亮审时度势，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拘泥刻板，恰当处理行法宽惠和严厉关系的结果。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劝刘备杀刘封

刘封罪不当死，诸葛亮却劝刘备除之。《三国志·刘封传》载曰：

“先主责（刘）封之侵（孟）达，又不救（关）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为之流涕。”[19]

史书记载说，刘备责怪刘封欺负孟达，又不救关羽。诸葛亮考虑到刘封刚烈勇猛，先主去世后很难控制驾驭，就劝先主趁机除掉他。于是先主赐刘封死，令他自杀。刘封死前感叹说：“恨我没有听孟子度的话啊！”刘备为此事流泪。

诸葛亮为什么劝刘备除去刘封呢？刘封，是刘备寓居荆州时因未有继嗣而收的养子。他“有武艺，气力过人”，领兵征战颇有战功。刘备占领益州，令他统领孟达攻取上庸，官至副军将军。后来关羽围曹魏襄阳、樊城时，要求刘封发兵相助，刘封不从。而后又侵凌孟达，致使其降魏。于是孟达与徐晃共袭刘封，并劝他投降，刘封不降，又遭部下反叛，只得败归成都。可见刘封的确有错，但是没有想到养父在诸葛亮建议下自己会被赐死。

清代学者何焯曰：

先主无他枝叶，后嗣（刘禅）庸弱，（刘）封地处疑逼，又尝将兵，一朝作难，则祸生肘腋，国祚方危，故不得不因其罪速断也[20]。

也就是说，诸葛亮劝刘备赐死刘封的真正原因是：“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因为太子刘禅庸弱，刘备去世后刘禅继位，如刘封不服发动叛乱夺取帝位，那么事情的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诸葛亮从长远考虑，在刘备去世后刘封特殊的身份加之刚猛的性格，是刘禅继位的潜在威胁，是动摇刘备集团根基的一大不利因素，所以劝杀刘封。

严格按是非、善恶分明的原则看，诸葛亮劝杀刘封是有违执法公允、奖惩分明的。后代就有学者就指出这点。如清代文人钱振鍠曰：

以不救关羽诛（刘）封，封复何辞；若虑后难制御，是杀无罪也。孔明此事乃为孟达所料。甚哉，申、韩之害人也！先主为之流涕，为其所不为，亦甚矣。

有学者也如此评论：

封虽有罪，然为孟达所诱，终无二心，脱身归蜀，不失为忠。亮劝先主除之，过矣[21]。

为了蜀汉政权在刘备死后稳定地延续，避免刘封与刘禅继位之争带来的混乱，诸葛亮劝刘备赐刘封死。这是诸葛亮审时度势，不得已而作出了这一决断。

（四）对李严的迁就

李严（后改名李平）人品、德性极差，诸葛亮在《弹李平表》中细数他的过错，并披露何以一再迁就他的想法。《弹李平表》曰：

自先帝崩后，（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剌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22]。

诸葛亮说，李严生性自私，贪图名利。年轻时就“用情深尅，苟利其身”；刘备死后，居高位，但“所在治家，尚为小利，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建兴五年（227），诸葛亮要李严率兵赴汉中助守，而李严却使尽手段推辞，毫无前来之意，反而要求划出五郡为巴州让他当刺史。建兴八年（230），诸葛亮打算西征祁山，令李严来主管镇守汉中，他却说司马懿等辅政大臣都获得了独立开府可以自己召聘属僚的特权，意在要与之看齐。诸葛亮明白他的鄙陋心理，是想借此逼迫以获取一些私利，于是才表奏其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给予如此优厚的待遇，变相满足他的要求，以保证北伐西征祁山。

诸葛亮对李严一再迁就、忍让，甚至“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都不理解何以对待李严如此宽厚。的确，为什么呢？诸葛亮有着自己不便和考虑。其一，李严有才能。史称李严少时即“以才干称”，在刘璋手下为成都令时“复有能名”。诸葛亮曾称赞他处理公务的能力很强，说：“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因此对他多加爱惜。其二，李严是益州旧臣中有影响的人物。他率众投降刘备后即受到赏识，最后“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同为顾命大臣，诸葛亮认为，“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因为国家大业尚未完成，汉室处境危险，与其揭发李平之短处，不如对他褒扬鼓励。不宜动辄揭露他的不是。其三，为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终极目标而忍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诸葛亮强调：“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在篡国贼子未灭、国家多难之时，需要群臣众将同心协力，才能尽快取得胜利。所以，诸葛亮以大局为重，违背自己的本意和众议，对李严多有迁就。然而，李严无视诸葛亮的宽容、迁就，督办军粮运输时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就危害到北伐大业，超过了诸葛亮容忍的限度。于是，诸葛亮又领衔与二十余位大臣将军联名上书尚书台，即《公文上尚书》[23]，追究李严的不法行为。将他罢免官爵，削职为民。

严格按是非、善恶分明的原则看，诸葛亮对李严的种种过错一再迁就、容忍是不对的。然而这却是维护蜀汉臣僚团结和睦、利于北伐所必要的；这不仅是诸葛亮成就霸业的包容胸怀，也是他从政治国的审势观念。

（五）孙权称帝不绝盟好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汉一批大臣认为应该断绝与孙吴的盟好，而诸葛亮不同意。他作《绝盟好议》解释说：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策之上者。……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24]。

诸葛亮说，孙权称帝叛逆之心由来已久，我国之所以忽略他的罪恶意图，是因为需要东吴相互援助，共同对付曹魏。现在如与之断绝盟好，必然引起仇恨，我们就不得不增兵东进，与之较量，只有在兼并东吴后，才可以北定中原。而目前孙权手下贤才众多，将相和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决出胜负的。我们屯兵与之对峙，何时才能有个了结，这使得曹贼得意，这不是谋略的上策。如果我们派遣大军讨伐曹贼，东吴上策可以趁机夺取曹魏地盘，为以后做打算；下策也会去掠夺曹魏的人口、物资，对内显示武力。而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对策，都不会按兵不动。只要与我们交好，我北伐无后顾之忧，东吴还能牵制曹魏在黄河南部的力量，而使之敢调到西线，这样我们得到好处就很大了。因此，孙权僭逆称帝的罪行，还不宜公开声讨。

刘备在西蜀所建的汉王朝（俗称蜀汉）被视是正统，曹丕篡汉称帝是国贼，必须讨伐；孙权称帝则为僭逆，也应与之绝交。而诸葛亮不主张与之断绝盟好，为什么呢？诸葛亮对形势审时度势，经过反复思考与分析，写了《绝盟好议》一文。文中他阐述孙吴、蜀汉盟好的重要和绝盟的危害，指出从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大局出发，不能逞匹夫之忿，必须“应权通变”，保持双方的友好关系。为此，他不仅拒绝了与吴国断交，还派大臣陈震去庆贺，然后“孙权与（陈）震升坛歃盟，交分天下”。盟誓后，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较好维护。史载：“诸葛亮卒，（孙）权垂心西州，遣（是）仪使蜀申固盟好。”[25]两国盟好关系没有因诸葛亮的死而中断，一直延续到蜀汉灭亡。

严格按是非、善恶分明的原则看，诸葛亮不断绝与东吴的盟好，是对孙权称帝、建国的认可和承认，是有违一统天下、兴复汉室目标的。不过，诸葛亮把终极奋斗目标与现实状况暂时分开，首先从法理上称孙权称帝为“僭逆”，然后从现实状况出发，采取了一种过度策略，联合孙吴对付曹魏，灭了曹魏后再对付孙吴。因为蜀汉的实力有限，保持与吴国的友好关系不仅可以免去东顾之忧，还可以得到他们对伐魏、攻取中原的支持。如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写信邀约孙权同时发兵。他说：“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26]孙吴作为盟友曾派兵与予以配合。

诸葛亮顾全大局，不绝与孙吴的盟好，是他审时度势、应权通变的思想的体现。当然，承认孙权的称帝，也是他迫于现实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又一决定。

五、诸葛亮施政审时度势、不刻板

从以上所举的五件事例可以看出，诸葛亮行事、执政审时度势，灵活权变。对关羽自大的不责备，对法正违法的不举报，对李严错误的迁就，都是立足于当时的人际关系、时局状况来处置的，如果不顾及情势时局，均严格按是非、善恶分明的原则来处理，后果将是君臣不和，刘备集团在益州立足不稳。劝杀刘封，是避免刘备死后发生继位争夺；不绝与吴盟好，是避免蜀汉国两面受敌。诸葛亮审时度势、灵活权变执政行事，都立足于一统天下、兴复汉室这一终极目标。

诸葛亮施政治国审时度势、权变而不刻板的体现。这一理念在《答法正书》中得到明确地阐述。刘备占领益州之初，诸葛亮执法严厉，法正就以刘邦入关时仅“约法三章”的先例，劝他“缓刑弛禁”。于是诸葛亮作《答法正书》回答曰：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一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27]。

诸葛亮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暴虐无道，政令苛刻，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一介草民振臂一呼，天下便土崩瓦解。汉高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宽大的政令获得成功。而刘璋软弱无能，自他父亲刘焉起，两代人对蜀地的管辖理虽也有恩惠，但是法令松散，官员互相吹捧，德政不能施行，刑法没有威慑力。现在蜀地的很多人，专权并为所欲为，君臣道义，逐渐被破坏。如果宠信他而给予高官，在官位无法再高时，则被视为轻贱。如果顺从他而施以恩惠，在恩惠给完了时，便被视为怠慢。蜀地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弊病，实在是这样造成的。我现在要强化法令的威严，法令一旦执行人们便会知道恩威；限定官员爵位的封予，爵位一旦封加人们便会感到荣耀。恩威与荣耀并济，国家上下就有了规则法度。治国的关键，由此而显示出来。

诸葛亮认为盲目照搬汉初刘邦的法度是不对的，应该审时度势，根据当下的情势而变通。《答法正书》是诸葛亮审时度势、灵活权变执政行事的最好说明。

六、余论

诸葛亮关于张温被废的这一感叹，《三国志》中没有，是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留下的。《会稽典录》是东晋官员、史学家虞预编撰的一部著作。《晋书·虞预传》载：“预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28]唐代《史通·杂述篇》曰：“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29]也就是说，《会稽典录》是记载会稽郡历史上贤德人物生平事迹的书。久佚，有辑本。

张温被废黜，诸葛亮发出感叹的这句话，历代的《诸葛亮集》大都没有收录，如明代诸葛羲、诸葛倬辑的《诸葛孔明全集》、清代张澍编的《诸葛亮集》、现在署名诸葛亮著的《诸葛亮集》等，不知何故。也有极少数的著作收录了此论，如《山东诸子名家志·诸葛亮》、陕西李伯勋所著《诸葛亮集笺论》等。李伯勋在所著《诸葛亮集笺论》中还以“张温被废的教训”为标题，说诸葛亮是“顿悟而深有感慨地说了这番话”，并指出张温被废黜是因为“书生气十足”[30]。

的确，张温何以被废，诸葛亮是在思索分析张温的性情性格和了解“整肃郎署”事件的始末之后，才发出“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这一感叹的。这一感叹表明，他不赞同张温不顾及时势、偏激地处世从政的态度。这一感叹传递出，他施政治国审时度势、不偏激刻板的体会和经验。这一感叹，留给了后人以启迪、教益，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

【三国】诸葛亮著：《诸葛亮集》，中华书局，2012年。

【明】罗贯中著：《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

 卢 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

 王瑞功主编：《诸葛亮研究集成》，齐鲁书社，1997年。

 谭良啸著：《三国文化古今谈》，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