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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诸葛亮的重友情与怀德感恩

谭良啸

《看历史 ● 三国文化》2015年12月第六期

作者  谭良啸

 研究员，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曾任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成都永陵博物馆馆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诸葛亮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会顾问，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推进中心顾问。

     重友情，怀德感恩，是诸葛亮品德中的重要部分，且贯穿他一生中的始终。他对年轻时与朋友们真诚相交结下的友情，始终铭记不忘；与他们坦诚相处得到的帮助，始终心怀感激；在朋友们各奔前程后，对同朝共事的他予以顾念，对去到对立阵营的也寻机关注。特别是对刘备三顾延请给予的器重和机遇，他“许以驱驰”；对刘备托孤时的真诚和给予的权力更是感激涕零，以“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承诺来报答。这种重友情、怀德感恩铸就了他完美的品格，高尚的情操；成就了“名垂宇宙”的一代贤相。对此论及的不多，本文特就此论述如下。

一、与荆州籍朋友的交往与情谊

诸葛亮约14岁来到荆州，后躬耕于隆中，27岁受“三顾”离开，其间他结交了一批荆州本地的青年才俊。他们一起拜师求学，常常相聚读书，成了好友。学友间真诚相处的情谊，让他始终感念铭记。

诸葛亮的荆州籍朋友，主要是通过他姐姐的姻亲和与黄承彦女儿婚后结识的。据《三国志》（含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等史籍统计这批人有20多个^[1]。

（一）姐姐姻亲和妻子提供的交往平台

诸葛亮是与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来荆州的。到荆州不久，他的大姐嫁给襄阳大姓蒯家的蒯祺，不过与蒯家的交集不见于史书。二姐嫁给了襄阳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史籍记载：

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2]。

诸葛亮成了庞德公的亲戚，这为他带来一批朋友。

诸葛亮的妻子是襄阳名士黄承彦的女儿，岳父的亲戚关系给他带来一些朋友。据《襄阳耆旧记》载：

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蔡）冒之姊也^[3]。

大族蔡讽的长女是黄承彦的妻子，小女是刘表（字景升）丧妻后再娶之女人，是蔡冒姐姐。由于黄承彦与荆州牧刘表是连襟，诸葛亮便有了刘表这层亲戚关系。

作为外乡人，诸葛亮因为姐姐和妻子的关系，成为襄阳大姓、州牧和名士的亲戚，这为他的社交活动提供相应的平台，使他能够进入上层圈子结交各类士人。

（二）与荆州青年才俊的交往

诸葛亮与上层人士的结交史载不详，而与荆州青年才俊的交往分两个方面。一是与妻族关系的刘表大儿子刘琦的交往。刘琦“深器亮”，很敬佩诸葛亮，曾多次去求“自安之术”以避祸，留下“登楼去梯”的故事^[4]。主要的交往是姐夫庞山民的父亲庞德公为他带来一批学友。

庞德公，襄阳人，是荆州著名的学者，不少才俊贤士集聚在他周围。如他的侄儿庞统，字士元，被称为“南州士之冠冕”；庞统的弟弟庞林，其妻之兄名习桢，字文祥，史称“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5]。

诸葛亮常去庞德公家看望姐姐，寻机向庞德公请教，也得到机会与庞统等才华志向不凡的青年结识。诸葛亮凭才德很快融入其中，并受到青睐。他去拜访庞德公时态度恭敬虔诚，史籍记载说：“诸葛孔明每至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殊不令止。”^[6]这令庞德公刮目相看。他通过教学、交谈、考察，对诸葛亮和庞统这两位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予以极高的评价。《三国志》注引《襄阳记》载：“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7] 诸葛亮“卧龙”、庞统“凤雏”的美誉称号，即庞德公的评价。

称号“水镜”的司马德操，名徽，他学识广博，有知人识人能力，亦为当时名士。他年小庞德公十岁，兄事之。史籍记载：

德操尝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8]。

二人关系亲密如此，庞德公的学生自然也同时向他求学。史籍记载：“（向）朗少师事司马德操，与徐元直、韩德高、庞士元皆亲善。”^[9]对于庞统、向朗、徐庶、诸葛亮这批学生，司马徽与庞德公一样，亦十分器重诸葛亮与庞统，当刘备访世事寻贤才时他曾大力推荐。史籍记载：

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10]

诸葛亮与这些荆州的青年才俊常常去向学者、名士请教，常常在一起读书，谈论交流，不仅结下深厚的情谊，而且他因才智突出、志向远大也得到认可。

（三）铭记友情的举荐、称赞

诸葛亮与不少荆州青年才俊都追随刘备，在同朝共事中关于他对结下情谊的追忆、顾念，史书记载不多，仅可得知一二。

1. 对庞统的推荐。

庞统入仕先为孙吴南郡的功曹，后投刘备被派去代理耒阳县令。史书记载：

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拜统父议郎，迁谏议大夫，诸葛亮亲为之拜^[11]。

庞统因大材小用而消极怠工，被刘备免职。鲁肃写信告诉刘备说庞统是大才，诸葛亮也就此事劝说刘备。于是庞统得到重用，“亲待亚于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对学友毫不忌惮而倾心荐举，诸葛亮的胸怀和与庞统结下的情谊于此可见一斑。

庞统随刘备入蜀在攻雒城时不幸阵亡，刘备因此升他父亲的官职。之后，诸葛亮见到庞父，则行跪拜大礼，视为自己的父辈，以此来表达与庞统的友情和追念。

2.  对向宠的赞赏。

在与荆州青年才俊同朝共事中，诸葛亮也有所顾及与关照。如襄阳宜城人向宠，他叔叔向朗与诸葛亮是同门学友，他们入蜀后，诸葛亮都量才重用。

向朗在诸葛亮主政时领丞相府长史，南征时“朗留统后事”，得到重用。由于他庇护马谡才受到责罚。

其侄向宠因才德大受诸葛亮赞许。史书记载：

朗兄子宠，先主时为牙门将。秭归之败，宠营特完。建兴元年封都亭侯，后为中部督，典宿衞兵。诸葛亮当北行，表与后主曰：“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论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12]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向宠的称赞，既是执政行事的公允，也是对同门学友情谊的顾念。

3. 对杨颙直言的感激。

杨颙，襄阳人，他曾对诸葛亮“自校簿书”直言劝谏。《襄阳记》载：

亮尝自校簿书，颙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亮谢之。后为东曹属典选举。颙死，亮垂泣三日^[13]。

杨颙认为诸葛亮“自校簿书”混淆了为政治国上下有别的要领，于是诸葛亮纳言致谢；杨颙死后他为之“垂泪三日”。事后诸葛亮还与张裔、蒋琬书曰“令史失赖厷，掾属丧杨颙，为朝中损益多矣！”^{[14]表达深深的惋惜。}

杨颙与诸葛亮年轻时在荆州的交往不详，然而他官至丞相府主簿，并且可坦率“直入谏曰”，可见两人的情谊不一般；而对他的死诸葛亮竟然“垂泪三日”，之后又感叹是朝廷的一大损失，足见诸葛亮对他记情、感念之强烈。

（四）“挥泪斩马谡”——感念友情的失误

诸葛亮重友情，却因任人失误留下“挥泪斩马谡”的事件。

1. 与马良、马谡关系亲密。

马良、马谡兄弟是襄阳宜城人，史称二人“并有才名”。诸葛亮在襄阳与他们结为好友。他们都追随刘备，马良在诸葛亮入蜀后随关羽留守荆州，他曾写信给诸葛亮：“闻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15] 马良在书信中不仅以兄弟相称，而且以敬词称诸葛亮为“尊兄”，可见关系之亲密，交情深厚。

2. 对马谡的器重。

马良的弟弟马谡，才识过人，在马良死后，诸葛亮以兄长的身份与马谡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史书记载：

（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16]。

刘备的叮嘱诸葛亮不以为然，对马谡器重依旧。二人虽是上下级关系，却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南征前还特地向他寻求良策。《襄阳记》记载：

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彊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17]。

对马谡的献策诸葛亮深以为然，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作为南征教令发布，“赦孟获以服南方”。于是仅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即取得了平息南中叛乱的胜利。

3. 误用马谡，失守街亭。

首次北伐意义重大，谁任先锋众将瞩目。“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众将都认为，应该在战斗经验丰富的魏延、吴壹中选拔先锋，而诸葛亮却违背众人的意见提拔了马谡。史书记载：

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18]。

马谡职务仅为参军，又缺少实战经历，是难以担任此要职的，而诸葛亮违背众将意愿任马谡为先锋，原因何在？除马谡确有才干外，重友情则是选用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诸葛亮不听刘备告诫与马谡的彻夜摆谈，从他南征前专门征求马谡的建议，现在从他违众议提拔马谡为先锋，可知他与马良、马谡亲如兄弟的关系的看重。这说明朋友情谊在诸葛亮心中，虽然经历时间的冲刷和地位的变化，却始终没有被淡化。

结果马谡为张郃所破，失守街亭，使首次北伐败北。由于事关法规的威严，事关汉室的复兴，诸葛亮不得不将情如父子的马谡依法斩首。蒋琬劝他不该“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诸葛亮曾流着眼泪说：

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1]

若因马谡而废法，用什么去讨伐贼人而一统天下呢？诸葛亮心痛不舍，在悲伤、无奈中，挥泪下令行刑。

马谡被斩首前留下遗书给诸葛亮：

谡临终与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19]

马谡说，诸葛亮平常待他亲如儿子，他也把诸葛亮视为父亲，说二人平生之交情如父子。可见二人感情之深。

而诸葛亮因不听刘备忠告，重友情而误用马谡，致使首次北伐失利。马谡战败后又逃亡，缺乏担当。这让重友情选用他的诸葛亮深感自责、愧疚。由于事关法规的威严，事关汉室的复兴，诸葛亮不得不挥泪将马谡依法斩首。

4. “挥泪斩马谡”体现的法与情。

重友情无可非议，而囿于友情而用人不当造成重大失误则应该受到惩罚。于是诸葛亮自请处罚，他上疏后主刘禅，承担自己用人不当的责任，请求降职。他说：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20]。

诸葛亮检讨自己“授任无方”“明不知人”的失误，承担首次北伐失败的责任，“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诸葛亮重友情，当面临王法与友情冲突时，他选择执行王法，同时也没有放弃友情。斩马谡时“挥泪”，之后“亮自临祭，为之流涕，抚其遗孤，恩若平生”^[21]。诸葛亮以亲自祭奠和善待马谡的遗孤来传递、延续自己对他的情谊。

《资治通鉴》中胡三省评论此事说：“杀之者，王法也，恩之者，故人之情不忘也。”^[22]也就是说，“斩马谡”体现了诸葛亮的执法公允，而“挥泪”及善待马谡后人则表现的是他对友情的顾念。在法与情发生碰撞时，诸葛亮妥善地处理这一矛盾，这应该是“挥泪斩马谡”事件涵盖的意义。

二、 铭记与流寓荆州青年才俊的交往

汉末的荆州，在刘表为州牧后相对安定，于是关中士人纷纷来此避乱。诸葛亮与其中的几位流寓的青年才俊结识交往，他们常常一起读书、游学，相互激励、帮助，成为好友。朋友间的友情和真诚帮助，让他始终铭记、感念。

（一）史书的记载

诸葛亮与流寓荆州的青年交友和相互学习的情况，《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记载如下。

（徐）庶先名福，……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初平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23]。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24]。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25]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往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26]。

综上所述，在建安初年（约198——200），因战乱流寓荆州的颍川（河南禹县）人徐庶（字元直）、石韬（字广元），博陵（河北蠡县）人崔钧（字州平），汝南（河南平舆）人孟建（字公威）等，与诸葛亮相识相交，成为好友。

（二）相处坦诚，畅谈仕途

诸葛亮与他们坦诚相处，一起读书，一起游学，一起交流学习心得，相互勉励。学习方法上，他们并不相同，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诸葛亮不拘于具体问题的钻研，而是抓关键，掌握要点。

他们关注天下时局，常常一同指点江山，品评时政，抒发情怀。有一次，孟公威思念故乡，流露出北归的想法。诸葛亮劝说道：中原人才济济，大丈夫展示才能何必留恋故乡。他委婉表达出有志者应四海为家的抱负。

有一次在畅谈从政仕途前景时，诸葛亮坦率地对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说，你们三人的仕进前途可以官至刺史、郡守。刺史、郡守，在那时镇守一州一郡，是二千石的高级官员，能够奋斗至此已是相当的了不起。三人听后在满足的同时，就问诸葛亮的志向，他却笑而不言语。原来，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要出将入相，像前代名相管仲、名将乐毅那样，成就一番安邦定国的伟业。然而，对此很多人都不认可，只有崔州平和徐元直等人深信不疑。因为，他们作为诸葛亮的挚友，洞悉他的才能，了解他的胸怀。

徐庶先去投奔刘备，凭才能受到器重，他却毫无嫉妒地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由于深知诸葛亮的才能和性情，他还提议刘备应该亲自去顾访。这成为刘备“三顾茅庐”的引线之一。

    （三）北伐中的牵挂

在诸葛亮离开隆中前后，他的这几位朋友也陆续各奔前程，去曹魏集团施展自己的才华。从此他们天各一方，身处不同政治集团，难以再联系。不过诸葛亮与这几位朋友的情谊却难以忘记，他从政后曾多次寻找机会打听他们的景况。

1. 通过司马懿转达问候。

孟建去曹魏任职，诸葛亮在北伐时曾寻找机会打听他的情况。史书记载：

（孟）建字公威，少与诸葛亮俱游学。亮后出祁山，答司马宣王书，使杜子绪宣意于公威^[27]。

孟建在曹魏后任凉州刺史，官至征东将军。诸葛亮不忘旧时友情，北伐时，曾在前线回答司马懿的信中，请他手下将领杜袭（字子绪）转告对孟建（字公威）的问候和怀念之情。

2. 对石韬、徐庶的挂念。

关于诸葛亮对流寓荆州学友的挂牵，史书还记载有石韬、徐庶：

黄初中，（石）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徐）福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诸葛亮出陇右，闻元直、广元仕才如此，叹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28]

在曹魏太和（227——233）年中，诸葛亮北伐时打听石韬（字广元）、徐庶（字元直）的任职情况。得知后叹息说：魏国人才众多啊，为什么二人不被大用呢？替他们的任职未能充分发挥才能而遗憾、抱屈。牵挂之情溢于言表。

（四）从政后的感念

诸葛亮在蜀汉主政后对与这几位寓居荆州朋友相处得到的教益，给予的坦诚帮助始终念念不忘，心怀感激。在现存的有关教令中可以看到，他曾两次深情提到徐庶和崔钧对自己的帮助。

1. 难忘徐庶的坦诚。

一次是谈到对“参署”的理解，他说：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返，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少过矣^[29]。

这显然是诸葛亮从政后的有感而发。因为在处理政务时常常遇到僚属为避免嫌疑而不愿发表不同意见、不能尽心直言的状况。于是他想到年轻时朋友徐元直在这种情况下不迟疑，大胆直言对自己的帮助，因而希望属僚能够仰慕学习徐元直的精神，为国尽忠，使自己在施政中少犯过错。

2. 追忆崔州平、徐元直的指教。

在另一则教令中，他提到年轻时朋友们对自己的启发和指教，说：

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闇，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30]。

诸葛亮回忆说，当年和崔州平成为朋友，他常常指出自己做事的得失，后来又结交了徐元直，他给了自己很多启发和指教。这表明自己对于不同意见和直言规劝始终都是持欢迎态度的。

诸葛亮从政后对这些身处异国的年轻时的朋友牵挂依旧，一有机会就打听他们的消息；身为丞相后还反复在教令中怀着感激之情回忆与他们的情谊和得到的教益，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他的重情重义是十分罕见的。

诸葛亮年轻时结交的这批朋友，无论荆州本地的或者流寓来此的都是具有政治眼光的青年才俊，诸葛亮和他们一起读书、拜师、游学，相互激励；常常在一起关注天下局势，激情交谈，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诸葛亮与他们真诚相处，取长补短，相互帮助，结下的情谊令他终生难忘。他们成年后有的在一起共事，有的各奔前程，但是与朋友们的情谊仍然清晰在心，感念不忘；并以各种形式来表达对这段友情的怀念和对他们的感激。

三、对刘备三顾“许以驱驰”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成功需要三个必备条件，即天赋、勤奋、机遇与平台。单单强调勤奋，没有天赋、潜质，是难以获得成功的；虽有天赋也很勤奋，但是没有机遇和平台，也是无法成功的。诸葛亮能以一代忠臣贤相扬名于后世，是他的“逸群之才”和勤奋苦读，再加上刘备的三顾和托孤给予的机遇和平台。

“三顾茅庐”，是刘备寓居荆州七年，苦苦反思自己屡遭挫败的原因时发现身边没有高瞻远瞩谋士的结果。他在急切地寻贤访士的过程中，从谋士徐庶口中得知号称“卧龙”的孔明；又从荆州名士司马徽（字德操）那里听到诸葛亮的大名。于是他便亲自去隆中拜访诸葛亮。

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一次、二次去隆中拜访，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见到后他开诚布公，请求诸葛亮出谋划策，以兴复衰颓的汉室。诸葛亮则坦诚谈出自己对天下形势的看法，呈上著名的策划方案《隆中对》。这番话如醍醐灌顶，令刘备豁然开朗。他第一次明确地知道了自己的优势、发展的方向、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和途径，不由得连连称“善”！

47岁的刘备，有左将军、豫州牧、宜城亭侯的官爵，有“天下英雄”的美誉，为求教安邦定国之计，不计较社会地位的差异，放下尊者、长者的身份，先后三次顾访一个27岁的布衣青年。如此礼贤下士，表现出的对贤谋之士的极大尊重，表现出的对诸葛亮的罕见热忱，让诸葛亮大为感动。刘备在屡遭挫败、寄人篱下之时仍表现出安邦兴国的执着志向，表现出的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顽强，这不仅让诸葛亮十分感佩，而且符合他施展宏图的志向。于是他欣然同意出山相助。因为首先是深受感动，感动于刘备对他的尊重，感动于刘备的热诚，其次是志同道合，他认同刘备“兴复汉室”的志向。

“三顾茅庐”一事经小说《三国演义》的演绎，生动感人，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礼贤下士的经典故事，也成为士大夫报答知遇之恩的经典事例。

刘备三顾对于诸葛亮一生的意义，后人纷纷加以肯定。唐人胡曾《咏史诗》说：“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草庐。”^[31]元代萨都剌也认为：“若非蜀主三顾贤，终只如龙卧南阳。”（《回风坡吊孔明先生》）所以诸葛亮“誓将雄略酬三顾”，所以他以“二表已深为国计，一心诚切报君恩。”（明人朱之垝《谒武侯祠》诗）[32]所以，余鹏飞先生指出：“诸葛亮如果不是刘备前来拜访，那他一辈子就会老死在隆中，永远没有出山的机会。他要回报刘备的三顾，出山辅佐。”^[33]也就是说，三顾给予诸葛亮施展才华的机遇和平台，否则他只是隆中山下的一卧龙；而他的出山辅佐刘备则是对三顾的感恩报答。

的确，刘备的三顾让诸葛亮得以登上汉末的政治大舞台，对其一生意义重大。诸葛亮深知这一点，心中充满着对刘备的感激之情。二十年后他借《出师表》中追忆此事，深情地回忆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34]。

诸葛亮强调自己当时只是一介平民布衣，而刘备没有嫌弃他的身份卑微，“猥自枉屈”，多次劳动大驾屈尊来草庐拜访，因此深受感动，决意出山以报答。诸葛亮因深深地感动而感恩，“许以驱驰”，立志终身为之效力。这种情感上升为高尚的品质——怀德感恩。

四、对刘备的托孤报之效死

   从刘备三顾（207），经白帝城托孤（223），到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234），他从政计二十七年，以刘备托孤作为界线可分两个阶段。三顾至托孤（207——223）为前期。他出山始任军师中郎将，“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刘备入蜀攻克成都后他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也就是说在诸葛亮从政的前期，他先是管理荆州南部三郡，征税备粮，充实军资；后来又代管刘备左将军府的事务，坐镇成都，保障前方军粮兵源的补充供应。这一时期诸葛亮身居后方，处于副职地位。诸葛亮从政的后期，始于刘备的托孤，终于诸葛亮病逝（223——234）。这一时期是诸葛亮大展才华全面治蜀的时期。因为刘备托孤，以安邦定国和幼子刘禅相托，给予了诸葛亮全权处理国事的权力。

  关于刘备的托孤，《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先主又为诏勑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35]

刘备临终“属以后事”包括两方面：首先是要诸葛亮担负起“安国”的大事，然后要他全权辅佐刘禅治理蜀国。同时告诉儿子，父事丞相诸葛亮。而诸葛亮以竭智尽忠“继之以死”的誓言，应承了刘备的托付。此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全权担负起治理蜀国的重任。

所以说，刘备托孤时的真诚、信任，给予的最高权力，才让诸葛亮有了广阔的平台，登上人臣的顶峰。因此，陈寿在《诸葛亮传》最后评论他的才德功绩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诸葛亮之为相国也”，即指是他担任丞相之后治国所采取一系列措施，才取得了这一系列业绩；结论是“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也就是说，他为相执政后才显现出优秀的治国才华，才取得蜀汉“风化肃然”的政绩，才成为可以与管仲、萧何媲美的贤相。

五、怀德感恩在“两表”中的体现

对刘备的真诚三顾，托孤时的信任和给予的最大权力，诸葛亮深知铭记，而且始终心怀感激。从前后《出师表》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他怀德感恩的心声^[36]。

1. 前《出师表》中的感恩情怀。

前《出师表》六百余字，13次提及“先帝”，7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的感恩思想贯穿其始终。

表文一开始就说：在蜀汉危急存亡之际，“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指出是刘备的特殊礼遇，激发了将士的报答之心。表文转而插入刘备的三顾和自己的感恩出山，接着说刘备的托孤和自己报答的心态和行动：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刘备临终嘱托后，诸葛亮说：他“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和对刘禅的尽忠尽职来报恩。最后，他再次强调：“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37]

情到深处泪自流。诸葛亮以感激涕零、难以言语表达的情感，在表中倾诉对刘备的三顾和托孤时自己心中受到的震撼和对他大恩的铭记，坚定地表示要用北伐除奸的行动来尽忠来报答。

2. 《后出师表》的感恩誓言。

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也是一再提到刘备的临终托付，陈述自己接受托付后的心情，表达为报答受托之恩而做出种种努力。他说：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愿也。

表文中，诸葛亮列举史实驳斥了关于北伐的六种疑议责难，“以奉先帝之遗愿”，坚持北伐以实现“兴复汉室”的共同目标；最后以“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表态，向全蜀汉上下发出自己受托尽忠的报恩誓言^[38]。

“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39]。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传递出的既是为实现“兴复汉室”的共同目标的决心，也是对刘备三顾和托孤的酬答、感恩。

六、书信中流露的感恩心声

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报恩已融入他的心中，不仅体现在不懈的北伐曹魏行动中，从他的书信中也充分显露出来。如《答李严书》《与孙权书》。

1. 《答李严书》中的表白。

《答李严书》书是诸葛亮对李严劝他受“九锡”的回答。事在蜀汉建兴五年（227）。李严（字正方，后改名平），曾与诸葛亮在白帝城同受托孤重任，是蜀汉权重位高的大臣。但是他生性自私贪婪，曾写信力劝诸葛亮受“九锡”，进爵称王，以便自己也能晋升。于是诸葛亮作书回答说：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40]

诸葛亮回信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与您可算老朋友了，难道还不能相互了解？被一个老朋友误解为贪图富贵，诸葛亮感到深深地无奈和憋屈。他接着说：对已经获得的名利自己非常满足，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讨贼未效，知己未答”，心中想的是“灭魏斩叡，帝还故居”来报答刘备的三顾和托孤的知遇之恩。

对李严劝受“九锡”，诸葛亮郑重表明，自己受刘备的知遇之恩，得到极大的荣宠，已经十分满足，不再有任何希求，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兴复汉室”来报答。

2. 《与孙权书》中的践行表白。

《与孙权书》是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出兵前为共同出兵伐魏，写给盟友孙权的一封信。事在建兴十二年（234）。他说：

 汉室不幸，王纲失纪，曹贼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剿灭，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书不尽言，万希昭鉴^[41]。

对刘备临终的倾心托付，诸葛亮铭记于心，不敢有丝毫懈怠，他表示要“竭力尽忠”，以实现共同的“兴复汉室”的目标来作为报答。北伐时他希望孙权以同盟的名义出兵，协同伐魏。

228至234年间，不辞辛劳对曹魏发起五次进攻。后因积劳成疾病死于五丈原前线，没能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感恩怀德，为报答刘备的托付之恩，用一生恪守、践行承诺，千百年来受到无数华夏志士仁人的追慕，赞扬。

 身先  长    长      重友情与怀德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诸葛亮年轻时与学友们结下的情谊和得到的真诚帮助，他终身铭记、感念。对刘备三顾和托孤的真诚、给予的机遇和平台，他终身铭记、感念，并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实际行动尽全力来实现共同的目标，报答知遇之恩。正是这种重友情、怀德感恩的品德，铸就了躬耕陇亩的“卧龙”诸葛亮，使之成为了“名垂宇宙”的一代贤相。 

注释 

[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马良传》卷三十九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84页。

[1]谭良啸：《诸葛亮用人四论》，载《诸葛亮研究》，巴蜀书社，1985年，第146页。

[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庞统传》卷三十七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54页。

[3]【晋】习凿齿原著，舒焚、张林川校注：《襄阳耆旧记校注·人物》，荆楚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914页。

[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杨戏传》卷四十五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085页。

[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庞统传》卷三十七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53页。

[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庞统传》卷三十七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13页。

[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庞统传》卷三十七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54页。

[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向朗传》卷四十一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0页。

[1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13页。

[1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庞统传》卷三十七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53页。

[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向朗传》卷四十一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0页。

[1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杨戏传》卷四十五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083页。

[1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杨戏传》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1082页。

[1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马良传》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982页。

[1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马良传》卷三十九附《马谡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983页。

[1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马良传》卷三十九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83页。

[1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马良传》卷三十九附《马谡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984页。 

[1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马良传》卷三十九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84页。

[2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923页。

[21]【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2241页。  

[2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2242页。

[2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914页。

[2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911页。

[2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911页。

[2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912页。

[2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温恢传》卷十五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479页。

[2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914页。

[2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董和传》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979页。

[3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董和传》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978页。

[31]谭良啸：《历代泳赞诸葛亮诗选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113页。

[32]王瑞功主编：《诸葛亮研究集成·诗词曲赋卷》，齐鲁书社，1997年，第1037页。

[33]余鹏飞：《诸葛亮在襄阳隆中》，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

[3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919页。

[3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918页。

[36]关于后《出师表》有真伪之争，此取去为真。

[3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920页。

[3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汉晋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第923页。

[39]成都武侯祠对联。《楹联上的成都记忆》，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第52页。

[4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李严传》卷四十注引《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999页。

[41]【三国】诸葛亮著，段熙仲、闻旭初编校：《诸葛亮集·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2年，第24页。

        资料来源：谭良啸提供

        收录时间：2026年01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