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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唐太宗评说曹操、司马懿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谭良啸

 （《看历史（三国文化）》2024年第三期刊出）

   作者  谭良啸

研究员，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曾任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成都永陵博物馆馆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诸葛亮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会顾问，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推进中心顾问。

对三国英杰的评说始自三国而延续至今，称赞抨击，林林总总。在历朝历代众多的评说中，唐太宗李世民与臣僚对话时称颂诸葛亮，写《祭魏太祖文》论说曹操，在《晋书》中撰“史论”剖析司马懿，却独具特色。作为一代英主，他对这三位具有代表的三国人物才智、事功、人品的评说，切入的视角、发表的评论都不同于一般人，也较为客观、公正，在唐代和后世的影响较大。由于关于对诸葛亮的评赞已在另一文中论及并发表[1]，本文仅就他对曹操、司马懿的评说阐述如下。

  一、对曹操的评论

  唐太宗评论曹操，撰有《祭魏太祖文》，此外在《李卫公问对》和《贞观政要》中也有所言及，现分述如下。

 （一）在《祭魏太祖文》中对曹操褒贬互存

  贞观十九年（645）2月，李世民当上皇帝首次出兵，亲征东北的高句丽。路过当初曹操陵寝所在的邺城时，有感而写下《祭魏太祖文》。文曰：

  “夫大德曰生，资二仪以成化；大宝曰位，应五运而递昌。贵贱废兴，莫非天命。故龙颜日角，显帝王之符；电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昔汉室豆分，群雄岳立，夫民离政乱，安之者哲人；德丧时危，定之者贤辅。伊尹之臣殷室，王道昏而复明；霍光之佐汉朝，皇纲否而还泰。立忠履节，爰在於斯。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於往代。观沈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既而三分肇庆，黄星之应久彰；卜主启期，真人之运斯属。其天意也，岂人事乎！”^[2]

  《资治通鉴》亦记载此事，并载有唐太宗的一句感叹：

  “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3]

  《祭魏太祖文》有几层意思。先说五德终始、贵贱废兴均为天命所定，不可以智取、力争。表达了他对王朝更迭、帝国兴亡规律的认知，强调“贵贱废兴，莫非天命”，万事皆有运数。再说在民离政乱、德丧时危之时哲人和贤辅的作用，举出前代的伊尹、霍光为例。然后引入曹操，称赞他“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在汉末起到了栋梁之任的作用，建立了匡正之功。最后，则指出曹操坐视汉王朝的沉沦、颠覆而没有真心去拯救、扶持，“有无君之迹”，存在欺君罔上的行为；认为当时天下未能统一，算是天意吧！

  祭祀之后他感叹说，曹操临危处理急变，料敌设置奇兵，作为一位将领的智慧有余，而作为帝王则才智不足。

  唐太宗没有过多地评说曹操的才华、功绩，在肯定他的能力和功绩的同时，指出曹操不守臣道，存在蔑视君王的行径。祭文陈述五德终始、贵贱废兴，结论是皇帝的命运和国家的归属由上天安排，唐太宗流露出自己能登基称帝系天命所归，言外之意是曹操不能与自己相比。他肯定曹操的军事才能力，认为他也就是个将才而已，距离真正的皇帝之才还差得远！

  （二）在《问对》中认可、赞赏曹操的兵法和用兵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亦称《李卫公问对》，以下简称《问对》），是唐太宗与大将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对话辑录，时间在贞观十八年（644）至贞观二十三年（649）间。该书在北宋元丰十三年（1080）被朝廷列为《武经七书》，与《孙子》《吴子》《六韬》等同为我国武学经典^[4]。

  在《问对》书中，君臣讨论阵图和练兵时，多次提到曹操的军事著作《新书》和《孙子注》，议论他在军事上的创建和才华。如：

  1.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

  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2.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

  靖曰：“臣按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与旁击之说异焉。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

  3. 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

  靖曰：“荀吴用车法耳，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臣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千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

  4.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阵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阵。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

  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群羊，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

  5. 太宗曰：“曹公有战骑、陷骑、游骑，今马军何等比乎？”

  靖曰：“臣按《新书》云：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如此则是各立名号，分为三类尔。大抵骑队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车徒当教以正，骑队当教以奇。据曹公，前后及中分为三覆，不言两厢，举一端言也。后人不晓三覆之义，则战骑必前于陷骑、游骑，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车转陈，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皆曹公之术也。”

  太宗笑曰：“多少人为曹公所惑！”^[5]

  从这几段对话可以得知，唐太宗熟读曹操的兵书，并抱着赞赏的态度在研究、理解。从这几段对话可以看到，君臣二人在讨论时都没有直呼曹操的名讳，均使用敬词，以“曹公”相称，如“曹公《新书》云”、“曹公注《孙子》”、“曹公云”、“《新书》云”、“曹公有”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讨论中他们还将曹操的《新书》《孙子注》与古代武学经典《孙子》、《司马法》等相提并论，可见对曹操的军事才华和撰写的军事著作是肯定和赞赏的。

  曹操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史书著录他的兵书近十种，可惜亡佚殆尽，只有《孙子注》完整保留了下来。关于《问对》中提到的曹公《新书》，即《魏武帝兵书十三卷》。中华书局出版的《曹操集》在附录《曹操著作考》一文中，引《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这段话：“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作了考证后予以证实 [6]。由于《新书》失传，《李卫公问对校注》的作者指出：“《问对》征引《新书》文句，多出自曹操《孙子注》”^[7]。

  （三）在《贞观政要》中对曹操奸诈品德表示厌恶

  关于唐太宗对曹操的评价，在《贞观政要》书中有一条。该书是大臣吴兢（670——749）将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臣僚治国施政时的争议、劝谏、奏议归类编辑而成的。书中，君臣在探讨治国经验教训时有一次提到曹操。事在《贞观政要》卷五《诚信》篇，文曰：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8]

  贞观初年，有一臣僚上书，要唐太宗“佯怒以试群臣”，借此清除朝中“侫人”，他拒绝了这一建言。李世民深知上行下效的道理，他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李世民在品行上追求的是千古圣贤，当然看不上曹操那些诡诈之道，所以把曹操的奸诈为人作为反面教员，表达了对他人品的极度鄙夷；声称自己“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的执政理念。

  综上所述，唐太宗对曹操在政治、军事上的才智、功绩予以肯定并赞许，而对其“无君之迹”、不真心实意地匡扶汉室，为人言行多诡诈奸则予以指责，并公开表示鄙弃。他认为一统天下称帝，应是大德之人，是天命所归，而曹操没有这个资格。他对曹操的贬斥、评论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写“史论”评价司马懿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令房玄龄等人编撰《晋书》，他自己则专门为司马懿写“史论”进行评述，附于传末。作为统一唐王朝的开国之君的李世民，想对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作一番研究，作为借鉴。因此，他专门为司马懿写了“史论”。

  （一）唐太宗为《晋书·宣帝纪》写“史论”

  《晋书·宣帝纪》“史论”曰：

  “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治乱无常，兴亡有运。是故五帝之上，居万乘以为忧；三王以来，处其忧而为乐。竞智力，争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袭。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雾交飞。宣皇以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节杖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怯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虽复道格区宇，德被苍生，而天未启时，宝座犹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矣。”^[9]

  （二）“史论”解读

  在“史论”中，唐太宗对司马懿的才能、事功、道德、人品都作了分析，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史论”的意思可分几层。

 １、称赞司马懿的才华、气度。

　对司马懿在三国纷争中显示的才华、建立的功绩，作了肯定；对他“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予以称赞；对他的性格、气度作了分析；指出司马懿的性情深沉莫测，性格大度能忍能容；善于用忠诚来掩饰已有的奸心，虽处险境而能安然度过。

  ２、认为他是个不合格的良将。

  认为司马懿用兵征讨策略在东边机智而西边愚笨，“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时缺乏斗志，“闭军固垒，莫敢争锋”，表现怯弱，称为良将还不够格。

  ３、认为他是个不合格的忠臣。

  指出他在魏文帝时作为辅政大臣，权高位重，却缺少竭尽忠诚的节操；在“受遗二主，佐命三朝”中受到极大的器重和信任，却没有用生命去报答；指责他借天子外出而趁机起兵大开杀戒，困惑他何以辅佐曹叡时忠诚而在曹芳时就乱来。这些都不是一个合格的辅政重臣的忠诚行为。

  4、指出司马懿奸诈贪婪，遭后人耻笑。

  批评司马懿“饰忠于已诈之心”，“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说连他的玄孙明帝司马绍，也因此感到羞耻而把脸掩盖起来；后赵的石勒则放肆耻笑他，用奸诈手段欺负曹魏皇室的孤儿寡母来奠定基业。然后指出，司马懿以为自己的奸诈贪婪能欺瞒过世，实为掩耳盗铃，“终见嗤后代”。

  5、最后认为司马懿没有资格称帝。

　史论”一开始就强调“治乱无常，兴亡有运”，朝代的兴亡自有定数；最后又指出“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皇帝的宝座是由上天来安排的。认为司马懿那样的人是只能北面称臣，没有资格登上帝位。这与《祭魏武帝文》的思路一脉相承，因为两文撰写的时间相近。唐太宗再一次流露出自己登基称帝是天命所归。

  综上所述，“史论”肯定了司马懿的政治、军事才能，对他的功绩、品德评论后，着重探讨了他的人品、性格和忠诚度，文中常常用反诘、疑问的语气来表达。言及他的人品、性格时，认为司马懿性格阴沉，善于掩饰；谈到他的军事才能时质疑他面对诸葛亮“莫敢争锋”的行为；说他受到倚重和托付已是人臣之极，疑惑他何以没有竭尽忠诚、以生命去报答，指出他缺少一个忠贞大臣的节操；揭示他在君主尸骨未寒之时、用奸诈手段杀害政敌统揽大权的行径，以至于让子孙蒙羞，遭后人耻笑。“史论”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司马懿欺诈德性的鄙视和厌恶。可见唐太宗对司马懿的评价远远低于曹操。

三、唐太宗评说的特点

  唐太宗对于这两位三国英杰的评论，是在公元645、646相近的两年，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的。关于评说曹操是在祭祀时有感而发，对司马懿则是专题剖析，可以说都不是在全面分析评价他们。这个时候，他登上帝位十几年，国泰民安，四方宾服，大唐盛世已经形成。唐太宗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在志得意满的同时，产生了要做一个英明贤达圣君的强烈愿望。他撰文评说曹操和司马懿，目的就是以史为鉴，告诫自己谨慎治理，要求臣下忠诚贤良，君臣励精图治，以实现天下长治久安。

  （一）视自己称帝为天命所归

  唐太宗领兵路过邺县，见曹操陵墓而有感。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曹操扫平群雄一统半壁江山，被史书称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而李世民自己从起兵反隋，到兼并各路义军，然后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政权，登上皇帝宝座，叱咤风云的经历与曹操有相似之处。于是他写下《祭魏太祖文》，在评说曹操的同时，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得意。所以祭文不是对曹操作全面评价，主要指出他在汉末“观沈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没有尽责尽忠，怀“无君之迹”；而且不遂天意，只在死后才被追封。在李世民的眼中，曹操至死都没有能当上皇帝，成就也远不如他。李世民自己则顺利登上大唐皇位，与之相比一种优越感、成就感油然而生。所以在祭文中他感叹：“贵贱废兴，莫非天命”，指出帝位“不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表达出能否称帝由天命所定。言下之意他的称帝是天命所归，言下之意玄武门之变是情理所致。

  在评说司马懿的“史论”中，他也同样地表达出自己称帝是天意这一情绪。他说“天未启时，宝座犹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而司马懿以欺诈篡权，专横残暴，所以他根本无法也不配登上帝位。他毫不掩饰自己称帝是天命注定的，其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二）杜绝曹操、司马懿那样的权臣

  唐太宗撰文祭悼曹操，亲自动笔为司马懿的传记写评论，出发点虽不尽相同，但是作为一代明君，他的要求、目的则又有一致性。他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在肯定曹操、司马懿的才智、事功的同时，指出他们欠缺忠诚，品德低下，性格狡黠，对此表示极为鄙夷；特别对司马懿的欺诈篡权行为进行了鞭笞。唐太宗想要成为一代明君，希望臣僚贤良，就要杜绝出现曹操那样“有无君之迹”的权臣，杜绝出现司马懿那样无“辅佐之心”的奸臣。只有君明臣良，合力才能维护大唐社稷的长治久安。

  四、唐太宗评说的影响

  李世民身居大唐皇帝的高位，他对二人的评价虽然不尽全面，却较为客观、公正，抓住了二人的特点。他对曹操、司马懿的贬抑带来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一）评价曹操的影响

  由于受唐太宗对曹操评价的影响，在唐代关于咏怀、评说曹操的诗文中对之颂扬的少，含指责、讥讽之意的居多。《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收录的《铜雀伎》《悲铜雀台》《雀台怨》《铜雀伎》等吟咏铜雀台歌舞伎的诗达数十首，基调大都是同情舞伎、谴责曹操的。如唐人如李邕的《铜雀妓》诗曰：“颂声何寥寥，唯闻铜雀诗。君举良未易，永为后代嗤。”刘商《铜雀妓》诗：“魏主矜娥眉，……仍令身殁后，尚纵平生欲。红粉泪纵横，调弦向空屋。举头君不在，惟见西陵木。玉辇岂再来，娇鬟为谁绿。那堪秋风里，更舞阳春曲。曲罢情不胜，凭栏向西哭。”[10]由此可见，曹操在文人士子中没有什么好名声。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在《史通》中虽然对曹操的功绩也加以肯定，却说：“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11]他认为曹操在开创霸业的过程中，比弑主专政的田常（战国齐国曾发动政变、独揽国政权臣）坏百倍，比弑君夺国的王莽（西汉末年篡位称帝的权臣）坏千倍。这说法显然非常过分，当是受唐太宗曹操有“无君之迹”评判的影响而作了极致的发挥。

  《资治通鉴·汉纪》的卷末，司马光在评论中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12]他指出曹操“蓄无君之心久矣”，显然也是受到唐太宗评价曹操“有无君之迹”的影响，并且认同这一评判。

  （二）对司马懿评价的影响

  关于唐太宗评说司马懿的影响，在唐代修撰的《晋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唐太宗在《史论》中提到的“晋明掩面”“石勒肆言”两件揭露司马懿诡诈的事，都被《晋书》专门写入。

  “晋明掩面”一事最初载于《世说新语·尤悔篇》。东晋明帝向大臣王导等人询问他祖先是如何取得天下的，王导客观地将司马懿父子以欺诈手段夺取天下的事讲述了一遍。《世说新语》载曰：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13]

  王导把司马懿装病骗人，阴养死士，伺机而起，先是废掉曹爽等人，随后将他们诛灭三族，夺权结党的事，以及司马师废黜齐王、司马昭杀死高贵乡公的整个过程讲述了一遍。明帝听了先辈的欺诈、凶残，深感羞耻，埋下头说，如此说来，我们的国运怎么会长久啊。《晋书·宣帝纪》专门将此事记录在案。

  “石勒肆言”载于《晋书·石勒传》中。石勒是后赵皇帝，在一次招待客人酒酣后，问臣下自己是何等君王，有人称赞他说：

  “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汉高祖刘邦），雄艺卓荦超绝魏祖（魏武帝曹操），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刘邦），当北面而事之，与韩（信）、彭（越）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光武帝刘秀），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刘邦、刘秀）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14]

  石勒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视自己是一个介于刘邦、刘秀之间的帝王。他认为，大丈夫争天下应该心地光明正大，胸怀坦荡磊落，不耍手段 不欺负孤儿寡妇，对曹操、司马懿父子夺取天下的欺诈行为极为鄙视，并称羞与之为伍。

  《晋书·宣帝纪》最后还按“史论”定下的基调，评论司马懿的德性人品“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还说他：“平公孙文懿（公孙渊），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15]。对他这种斩草除根、绝人之后的残忍暴虐，不择手段纂夺曹魏政权的行径，毫不留情地加以谴责。

  唐太宗“史论”对司马懿的评价，史书《晋书》都一一加以落实并具体化，司马懿也就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因为如此，后世诸多学者如何兹全、吕思勉、黎东方等先生在他们的论著中均认为，司马懿为人阴鸷险狠，对待政敌手段之毒辣，诛戮之残酷，其品德、行为都远在曹操之上^[16]。

  宗路过曹操陵墓祭悼而有感撰文予以评说，与大臣多次谈论他的用兵经验以及人品；又专门写“史论”评析司马懿的功过是非和人品德性。对曹操，唐太宗赏识他的才干而鄙弃其不忠的德性；对司马懿，在承认他的才能功绩之后，则花大量笔墨抨击其狡黠、阴沉的德性和欺诈篡权行为。他对曹操、司马懿的评说分正反、褒贬两个方面，目的是以史为鉴，都较为中肯、公允，对唐代和后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唐】吴兢著：《贞观政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 ，1959 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吴如嵩、王显臣校注：《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 年。

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

【三国】曹操著：《曹操集》，中华书局，2012 年。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 年。

【唐】刘知几著、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 年。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年。

注释

[1]《唐代诸葛亮比附、赞誉述评》，载于《看历史：三国文化》（双月刊），2023年第一期。

[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一部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130、131 页 。亦见载于《太平御览·卷九十三 ·皇王部十八》。

[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唐纪》卷一百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 6216页。

[4]关于此书有真伪作之争，吴如嵩、王显臣在《李卫公问对浅说》中作了考证，驳斥了“伪托说”的种种观点，本文认同。见（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第 1——7 页。

[5]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第 13、14、26、53、54、55、56 页。

[6] 中华书局编辑部：《曹操集·附录·曹操著作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03 页。

[7] 吴如嵩、王显臣校注：《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7 页。

[8]【唐】吴兢著：《贞观政要·诚信》卷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91 页。

[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宣帝纪》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1 页。

[10]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本事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年，第47——105 页。

[11]【唐】刘知几著 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探赜》卷七。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284 页。

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尤悔》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900页。

10【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石勒传》卷一0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2749页。

1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宣帝纪》卷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20页。

12 何兹全：《读史集·司马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5、224页。

13 吕思勉：《吕著三国史话·从曹操到司马懿》，中华书局，2006年，第114页。

[1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汉纪》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 2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