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称兄道弟
---解读三国时期的异姓兄弟结拜
谭良啸
（《看历史·三国文化》2024年的第1期刊出）
摘要：三国时期,有吕布与刘备、马良与诸葛亮、孙权与公孙瓒、鲁肃与吕蒙等人，都曾相互称兄道弟。据《三国志》及裴注记载，这种异姓兄弟结拜达17例之多。文章对他们结拜的仪式、目的、意义以及这一时期称兄道弟的特点，一一作了解读。最后指出人们熟知的刘、关、张称兄道弟，系据史虚构，并探讨了“桃园结义”成为我国异姓兄弟结拜的经典范例的原因。
关键词：三国 结拜兄弟 桃园结义
三国时期的称兄道弟人们最熟知的是刘、关、张因“桃园结义”而成为的异姓兄弟，不过这并非史实。据史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的记载[1]，这一时期的确有不少的异姓称兄道弟，如吕布与刘备，马良与诸葛亮，孙权与公孙渊，鲁肃与吕蒙，等等。他们或情投意合而歃血结拜，或目标一致而结盟，其原因各异，形式不一。现在将这些史实梳理出来并加以解读，一睹三国异姓称兄道弟的真实状况。
一 《三国志》及裴注的记载
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的记载，魏、蜀、吴三方异姓相互称兄道弟或结拜为兄弟的各有如下事例。
（一）《三国志·魏书》的记载
《三国志·魏书》及裴注记载的称兄道弟有7例。
张邈与袁绍曾经以兄弟相称，事见《三国志·魏书·臧洪传》。臧洪曰：
洪亲见呼张陈留（张邈）为兄，则洪府君（张超）亦宜为弟，同共勠力，为国除害，何为拥众观人屠灭[2]。
臧洪对袁绍说，我亲眼看到你称陈留太守张邈为兄，那我的上司张超（张邈的弟弟）就是你的弟弟了；大家本应该共同努力，为国除害，为何你拥有强大兵力而看着他们被屠杀而灭绝？
关于张邈与袁绍是如何成为兄弟的，史书没有详说，只说“太祖（曹操）、袁绍皆与（张）邈善”；又说“董卓之乱，太祖与（张）邈首举义兵”，后来袁绍被推为盟主。也就是说，张邈与袁绍关系友善，他们结盟讨伐董卓，成为盟友。二人是因为结盟成为盟友之后而以兄弟相称的。
2、公孙瓒与刘纬台等人。
公孙瓒与刘纬台等人盟誓而结为兄弟，事见《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史书记载：
（公孙瓒）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3]。
公孙瓒统领幽州后，宠爱和厚待的人多是平庸者，比如他与过去的占卜数师刘纬台、贩卖丝织品的李移子、商人乐何当等三人进行盟誓而结为兄弟，他自号为伯（老大），分别称三人为仲、叔、季（老二、老三、老四）；他们的财富都数以亿计，还娶其中有女儿的来配自己的儿子；公孙瓒常常以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曲周侯郦商、颍阴侯灌婴之类来譬附他们。
公孙瓒与刘纬台、李移子、乐何当三人经过结盟起誓成为兄弟，然后财富共享，相互间子女进行婚配；公孙瓒还常常把他们比喻为自己的功臣。
3、吕布与刘备。
吕布曾以刘备为兄弟，并出面去救他，留下“辕门射戟”的故事。事见《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及注引的《英雄记》。史书曰：
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悦[4]。
《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又曰：
布谓（纪）灵等曰：“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隻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5]。
吕布诛杀董卓后，“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他来投奔刘备，便表示出格外的尊重，与之套近乎说同是边鄙之人，请刘备到安营的内帐，坐在妻子的床上，进而“令妇向拜”，叫妻拜见刘备；并设宴摆酒与之共饮，名义上以刘备为弟。
落难的吕布言行虚伪反常，刘备对他称自己为弟内心并不认同。不过，当袁术派纪灵来攻打刘备时，吕布则领兵赶去救他（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明确告诉众人：“玄德，布弟也”；以兄弟的名义替他解围，留下“辕门射戟”的故事。
4、阎柔与曹丕。
阎柔深受曹操喜爱，被视为儿子，于是他便托身于曹丕，二人情同兄弟。事见《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注引《魏略》。史书曰：
太祖甚爱阎柔，每谓之曰：“我视卿如子，亦欲卿视我如父也。”柔由此自托于五官将，如兄弟[6]。
阎柔是一员战将，投奔曹操后勇立战功，深受喜爱。曹操常常对他说：“我把你视如儿子，也希望你把我视如父亲。”阎柔因此把自己托付给五官中郎将曹丕，他们关系有如兄弟一般。史书不载阎柔与曹丕的兄弟情谊。
5、公孙渊与孙权。
公孙渊与孙权双方曾结盟为兄弟之国，之后二人便以兄弟相称。事见《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注引《汉晋春秋》。史书曰：
（孙权）勒兵大出。谓（公孙）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7]
《资治通鉴》胡三省于此文下注曰：
（公孙）渊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兄弟之国，故（孙）权因而称之为弟[8]。
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自立为燕王，他遣使持符节，再次称臣于吴，并请求与孙权结盟为兄弟之国，二人因盟友而相互称兄道弟。从“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这段话来看，他们结盟有过“同休戚，共存亡”的誓言。只是结盟详情史书未载。当司马懿率兵去讨伐公孙渊时，孙权则信誓旦旦表示作为兄弟一定要尽责去求援。
6、王昶与王淩。
王昶把王淩当做自己的兄长，事见《三国志·魏书·王昶传》。史书曰：
（王昶）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长，昶兄事之[9]。
王昶少年时与同郡的王凌在当地都是有名气的才俊。王凌年长，王昶把他当兄长对待。他们以后都是曹魏的官员，二人的交集、情谊史书不载。
7、王惠阳与黄朗。
王惠阳拜见黄朗母亲，成为亲密的兄弟。事见 《三国志·魏书·裴潜传》注引《魏略》记载：
（黄朗）特与东平右姓王惠阳为硕交，惠阳亲拜朗母于床下。……事朗母如己母[10]。
东平世家大族的王惠阳不嫌弃其父是县卒出身的黄朗，亲自去黄朗家拜见他的母亲，此后对待黄朗的母亲同自己母亲一样。“拜母”使二人成为兄弟，友情深厚。
（二）《三国志·蜀书》的记载
《三国志·蜀书》及裴注记载的的称兄道弟有7例。
1、关羽与张辽。
关羽与张辽称兄道弟，事见《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傅子》。史书曰：
（张）辽欲白太祖（曹操），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11]。
关羽降曹后决心离去，张辽对于此事是否报告曹操十分纠结。他与曹操是“君臣”“父子”关系，应该遵礼报告；与关羽是结拜兄弟，不应该背义去告密。这都是涉及为人处世的道义，所以他在犹豫之后才做出决定。
关羽与张辽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结拜为兄弟的，史书没有交代。张辽原是吕布的手下投降曹操的，事在建安三年；关羽是刘备的部下，在建安五年被曹操俘获。他们作为败亡诸侯的勇将来到曹营，有惺惺相惜之意，应该是结拜以便相互照应。
2、关羽与徐晃。
关羽与徐晃以兄弟相称，见于《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史书曰：
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12]
关羽与徐晃一直相互敬重，此时相遇战场，两人在马上远远地交谈着过往，不涉及战事。过了一会，徐晃下马宣布命令，要取关羽的人头。关羽大惊，说：兄弟，您这是什么话！徐晃回答，这是按公事办理。
关羽与徐晃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结拜为兄弟的，史书记载缺失。徐晃原是杨奉的部下，在建安初年投降曹操；关羽是刘备的部将，在建安五年被曹操俘获。二人都是饶勇战将，又同为降将在曹营，有惺惺相惜之意，于是结拜以相互照应。
3、张飞与关羽。
张飞把关羽当做自己的兄长，事见《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史书曰：
（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13]。
张飞年少时与关羽都追随刘备，他把年长的关羽当做兄长。二人是否结拜，史书不载。
4、马腾与韩遂。
马腾与韩遂曾经结拜为兄弟，事见《三国志·蜀书·马超传》注引《典略》。史书曰：
（马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善，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仇敌[14]。
马腾受到攻击，被打败后便与韩遂结拜为异姓兄弟，开始他们关系十分亲密友善，后来下属相互攻击，双方成了仇敌。
5、马良与诸葛亮。
马良称诸葛亮为兄长，事见《三国志·蜀书·马良传》。史书曰：
（马）良留荆州，与（诸葛）亮书曰：“闻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
裴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15]。
马良尊称诸葛亮为兄长，裴松之认为他们曾经结拜，或者有亲戚关系。诸葛亮客居荆州，他的亲戚关系是一个姐姐嫁给襄阳世家子蒯棋，一个嫁给襄阳庞德公之子庞山民，以及妻子是沔南名士黄承彦之女这三方面带来的，这些都与宜城的马家无关联，所以亲戚关系之说难以成立。
诸葛亮寓居荆州时，与马良应该是结拜而成为的兄弟，只是具体情况史书不载。
6、许靖与陈纪。
许靖把陈纪视为兄长，事见《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史书曰：
始（许）靖兄事颍川陈纪，与陈郡袁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亲善。歆、朗及纪子群，魏初为公辅大臣，咸与靖书，申陈旧好，情义款至[16]。
许靖对待颍川人陈纪如同兄长，他与陈郡人袁涣、平原人华歆、东海人王朗等人关系亲密友善。曹魏初年，作为辅政大臣的华歆、王朗和陈纪的儿子陈群都经常给蜀汉的许靖写信，表示他们过去的友好情谊。
关于许靖与陈纪二人是否结为兄弟，史载缺失，从“申陈旧好”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他们友情深厚。
7、张嗣子孙与羌、胡族人。
张嗣的子孙与羌、胡族人结拜为兄弟，事见《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益部耆旧杂记》。史籍载：
（张）嗣为人美厚笃至，众所爱信。嗣子及孙，羌、胡见之如亲骨肉，或结兄弟，恩至于此[17]。
张嗣在任汶山太守时，以“恩信”对待羌、胡族人，受到“爱信”。他死后，羌、胡族人见到他的儿子及孙儿，视如亲生骨肉一般，有的还与他们结拜为兄弟。只是史书没有记载结拜的详情。
（二）《三国志·吴书》记载的称兄道弟
《吴书》及裴注记载的的兄弟关系有3例。
１、孙策与周瑜。
周瑜升堂叩拜孙策之母，二人结为兄弟，情同骨肉，事见《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及《吴书·周瑜传》。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
（孙）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声誉发闻。有周瑜者，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闻策声闻，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劝策徙居舒，策从之[18]。
《周瑜传》曰：
（孙）坚子策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19]。
孙策十余岁时就很有名气。周瑜与他同年，也是少小知名，他去拜访孙策。孙策便引他升堂叩拜母亲，二人情投意合，推诚结交，义同断金，成为亲如骨肉的异姓兄弟。
二人的兄弟情谊受到后人赞扬，元代杨维楨诗称：“弟兄不减亲骨肉，喜作乔家两娇客”[20]。
２、孙权与周瑜。
孙权的母亲要他把周瑜当做兄长，事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及注引。传曰：
初（周）瑜见友于（孙）策，太妃又使（孙）权以兄事之。
《周瑜传》注引《江表传》曰：
权母曰：“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21]
孙策与周瑜同年，孙策的母亲把周瑜视为儿子，周瑜与孙策便成为同母的兄弟，孙权自然就成为周瑜的弟弟，因此孙权母亲要他对待周瑜如兄长。
３、鲁肃与吕蒙。
鲁肃叩拜吕蒙之母，二人结为兄弟，事见《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及注引《江表传》。
《吕蒙传》曰：
（吕蒙）为（鲁）肃画五策。肃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22]。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曰：
（吕）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及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论，何一称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以关羽为邻。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今与为对，当有单複以乡待之。”密为肃陈三策，肃敬受之，秘而不宣[23]。
吕蒙为鲁肃策划对付关羽的谋略，令鲁肃刮目相看。于是，他叩拜吕蒙母亲，二人成为朋友、兄弟，关系亲密。在交往中他们常常相互称兄道弟。
二 结拜的类型与仪式
从检阅《三国志》及裴注得知，关于兄弟结拜的细节和具体形式，史书的记载或简略或不载。可以明确的是结拜的仪式主要是沿袭传统的“歃血为盟”，即“誓为兄弟”“约为兄弟”“结为兄弟”；此外，还有“拜母”“见妻”等形式。
（一）结盟而成为兄弟
古代“歃血为盟”的仪式，是诸侯以盟誓来约束双方。后来有的诸侯、将领结盟后成为盟友也成为兄弟。因此结盟就逐渐成为一种兄弟结拜的仪式。如苏秦推行合纵抗秦时各合纵国“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24]。三国时期诸侯、将领的结盟后也沿袭这一形式而成为兄弟。如张邈与袁绍，孙权与公孙渊，他们在结盟之后由盟友而成为兄弟，相互称兄道弟。
（二）誓为兄弟、约为兄弟
“誓为兄弟”，“约为兄弟”，就是双方通过盟誓约定而成为兄弟。这种双方以盟约而结拜的形式出现在战国时期，以后就比较普遍。《史记》载秦昭王曾与楚怀王“约为弟兄，盟于黄就棘”。如《北齐书·神武纪上》曰：“尔朱兆投刀于地，遂刑白马而盟，誓为兄弟，留宿夜饮。”[25]公孙瓒与刘纬台等人就是通过盟誓约定而成为兄弟的，必须进行一定的仪式。
（三）结为兄弟
“结为兄弟”，以结拜的形式而确定的兄弟。如马良与诸葛亮、马腾与韩遂、张嗣的子孙与羌、胡族人等都明确是通过结拜而成为兄弟的。只是这一结拜的仪式、具体过程不详。
西晋王恭与刘牢之的结拜可供参考。《晋书·刘牢之传》曰：“（王恭）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牢之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为前锋。”[26]置酒于众人面前，二人饮酒结拜为兄弟。可见，兄弟结拜是有一定仪式的。
（四）拜母
升堂拜母，是古代一种互相结为好友的习俗，也成为异姓兄弟结拜的仪式。升，是登上台阶,步入堂中；堂，指古代宫室、宅院的前堂；拜母，即叩拜对方的母亲，视为受到她的养育之恩。
升堂拜母之所以成为兄弟结拜的一种仪式，是因为古人认为：“拜人之亲者，将自同于人之子也，其义至重。”[27]也就是说，拜母是将他人母亲作为自己之母，自己成为她的儿子，于是与她的儿子自然就成为了兄弟。鲁肃叩拜吕蒙母亲后二人便称兄道弟，就是非常明确的事例。《晋书·苟晞传》也记载：“东海王（司马）越以（苟）晞复其仇耻，甚德之，引升堂，结为兄弟。”[28]这将拜母作为兄弟结拜的形式说得更直白。
（五）见妻
由于礼教对于男女间的接触规定极为严格，朋友间的女眷不能相见，于是见妻便成为相互亲善、友好的表示。同时也作为一种结拜的形式。
如《三国志·魏书·张辽传》载张辽拜见昌豨的妻子。张辽劝昌豨归附曹操，“豨乃许降。辽遂单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欢喜，随诣太祖。”[29]昌豨虽然同意归附曹操，但在当张辽来见他并拜见他妻子后，他才完全放心地随张辽而去。拜见妻子把二人关系拉近，变得亲密融洽，也可能成为兄弟。
再如，曹丕令妻见友人。《三国志·魏书》注引《典略》曰：
“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楨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楨，减死输作。”
注引《质别传》又曰：
“帝尝召（吴）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30]
曹丕前一次令甄夫人出见有炫耀之意，后一次令郭皇后出见，是“其至亲如此”的表述，足见他与这批臣僚的亲密关系。
古代士大夫家的闺秀、妻子都深居简出，一般不会出来见外人，待客。这是礼教的要求。如果让自己的妻子来见对方，表示关系极为亲密，视其为家人，就能以兄弟相称。虽然有的见妻难以确定是否为兄弟结拜的形式，而见妻与拜母在体现双方关系上的意义是相同的，表示相互关系极为亲密，成为自家人。所以见妻也成为兄弟结拜一种的形式。史书中，吕布令妻子拜见刘备后，他便称刘备为弟，表述明确，可以为证。
三 三国称兄道弟的特点
三国时期的称兄道弟有着时代的特点。如在异姓兄弟关系的表述和称谓上，这一时期既承袭前代又有了变化。
（一）有兄弟关系而没有结拜
从梳理的史料得知，这一时期的异姓兄弟有的是通过结拜，有的则只是仅表述他们的关系、情感如同兄弟。在称谓上也不只是称兄道弟，有的还加上了敬词。
有的兄弟关系没有言及结拜，史书仅仅表述为“如兄弟”“兄事之”“名为弟”等。在上述事例中“如兄弟”的是阎柔与曹丕；
“兄事之”的有：王昶对王淩，张飞对关羽，许靖对陈纪，孙权对周瑜等；“名为弟”的是吕布对刘备。显然他们有没有通过结拜、以及举行相关的什么仪式，所以史书未言及。
这种没有结拜的兄弟关系在之前就有。如《史记》载“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31]。又载“高祖（刘邦）微时，兄事（王）陵”[32]。可见孔子与子产、刘邦与王陵他们的兄弟关系也是用“如兄弟”“兄事”来表述，而没有言及结拜。三国时如此陈述这些兄弟关系，显然是一种传承。
（二）兄弟称谓上的敬词
三国时期在称谓上除直接称兄道弟外，有的加上了敬词。在上述事例中有“尊兄”“大兄”“大弟”等带敬词的呼称。如马良称诸葛亮为“尊兄”，鲁肃与吕蒙相互在称兄弟时都加上“大”字，关羽称徐晃亦如此。可见，这种结拜兄弟之间以敬词相称在这一时期比较普遍。
四 为什么有的相互没有称兄道弟
在梳理出的史料中，有的升堂拜母或见妻后便以兄弟相称，有的则没有以兄弟相称。为什么呢？应该有如下原因。
（一）“君臣”纲常的制约
“君臣”纲常的意思是：君为主、臣为从；国君是臣子的准则。这是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作为一种礼教原则和道德观念，在封建社会中对维护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准许逾越、破坏。
1、升堂拜母后关系亲密而没有以兄弟相称。
《三国志·吴书》记载的几则拜母事例后他们没有称兄道弟，就是因为“君臣”“主仆”关系。
如张昭与孙策，升堂拜母后即如此。《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曰：
孙策创业，命（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策临亡，以弟（孙）权托昭。
又如孙权与顾雍，拜母后而没有称兄道弟。《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曰：
黄武四年，（顾雍）迎母于吴。既至，权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后太子又往庆焉[33]。
再如吕范与孙策也如此。《三国志·吴书·吕范传》曰：
范与孙河常从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策亦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与太妃前[34]。
张昭升堂叩拜孙策之母，他们情深意厚，关系胜似兄弟，史书没有他们称兄道弟的表述。吕范与孙策，孙策与周瑜，顾雍与孙权，亦如此。究其原因，应该是受到纲常伦理“君臣”“主仆”关系的制约。他们虽然通过升堂拜母情感甚至可以胜过亲兄弟也不能以兄弟相称。因为孙策、孙权是“主”、是“君”，张昭、顾雍、周瑜、吕范等人作为“仆”“臣”，他们就不能与之以兄弟相称。周瑜曾表达与孙权的关系时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35]虽然有骨肉之恩，祸福共之，有如兄弟，但由于君臣之义，则不能称兄道弟。封建纲常“君为臣纲”的关系是必须恪守的。
2、关、张与刘备也不能以兄弟相称。
刘、关、张不能以兄弟相称也是这一原因。史书关于刘、关、张三人情义深厚有不少描述。如《三国志·关羽传》曰：
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辱。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36]。
又如《关羽传》曰，在曹操派张辽去劝降时，
关羽叹曰：“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三国志·费诗传》载费诗劝关羽说：
“（汉中）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37]
《三国志·刘烨传》载，刘晔在关羽被东吴杀害刘备是否会出兵报仇伐吴时说：
“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他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38]
史书大量记载说明，他们“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亲如兄弟。然而，他们没有称兄道弟。因为“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刘备一开始就是主子，他们可以“恩如兄弟”，却不能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关、张二人在稠人广坐中，只能终日侍立于刘备身旁，“主仆”“君臣”的关系十分明确。所以清代学者章学诚指出：“《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真称兄弟。”[39]他指责“桃园结义”严重违背君臣礼义。
（二）《三国志》的简略
拜母、见妻后而不见诸史书关于二人称兄道弟的记载，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三国志》的忽略或漏记。如，《三国志》只是说“（鲁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书中没有二人称兄道弟的表述。他们的兄弟相称是在注引的《江表传》中载录的。从梳理出的17例兄弟关系中，《三国志》记载的只有6例，而来自注引的则有11例。显然，拜母、见妻后而不见关于二人称兄道弟的记载其中有《三国志》的漏记或忽略。
如，甘宁拜吕蒙母亲，二人情同兄弟而没有称兄道弟的记载，就是一例。《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曰：
（甘）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后宁赍礼礼蒙母，临当与升堂，乃出厨下儿还宁。宁许蒙不杀。斯须还船，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蒙大怒，击鼓会兵，欲就船攻宁。宁闻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谏蒙曰：……蒙素至孝，闻母言，即豁然意释，自至宁船，笑呼之曰：“兴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宁涕泣歔欷曰：“负卿。”与蒙俱还见母，欢宴竟日[40]。
甘宁曾带着礼物，去拜见吕蒙母亲，二人欢宴整日，自然成为兄弟。而不见史书没有他们称兄道弟的表述。
（三）可能只是成为好友，而没有结拜为兄弟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拜母、见妻虽然成为一种兄弟结拜的仪式，本身就是关系得到进一步亲密的表现。拜母、见妻后，二人关系亲密，成为好友而并没有结拜为兄弟，所以不见史书中他们称兄道弟的记载。
五 结拜的目的和意义
一个孤单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为求得友善，得到照顾，在面对敌人时能有人与之同仇敌忾，同生共死，他渴望有亲如兄弟的同伴。而异姓兄弟结拜就是将志向、情趣或利益、目的一致的人捆绑在一起，为的是获得一种“亲兄弟”的情义。
（一）结拜是为延续血缘关系
“亲兄弟”之所以“亲”、之所以关系亲密，利益攸关，是因为同为父母所生。南北朝的严之推在《严氏家训·兄弟篇》中指出，“（兄弟）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必须“友悌深至”[41]。他说，兄弟在父母、夫妻、兄弟这人伦三亲关系中极为重要，因为同为一母所生，虽然形体各异而气息相通，关系自然亲密、友善。亲兄弟是因为血缘关系而必须、应该“友悌深至”。
异姓结拜就是要使双方成为“亲兄弟”。古时盟誓“歃血为盟”，杀牛马取其血含于口中或涂于嘴唇，其本质就是以此来表示、延伸血缘关系，达到相互亲密、命运攸关的目的。虽然歃血结义的方式在以后的实际生活中逐渐被简化、转变，如出现“升堂拜母”“见妻”等形式，然而依然是在追求对血缘关系的延续。梁满仓先生指出：“异姓之间的结拜，通过拜母仪式，显示他们之间是同母兄弟，尽管实际上没有血缘关系，但形式上比同父同母、异父同母的血缘兄弟还要亲近。”[42]可见，拜母、见妻的结拜形式，仍然是以兄弟、家人来建立或延续血缘关系，双方表示诚意和信任，达到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目的。
这在梳理出的称兄道弟的事例中可以证实，如鲁肃与吕蒙的拜母结拜即如此。
（二）结拜是由于志同道合，情投意合
异姓结拜为兄弟，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严之推在《严氏家训·风操篇》中说：“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43]他认为，人们结拜为兄弟，不是容易的事，一定要志同道合，始终如一，这样才谈得上结拜。也就是说，情意投合、志向一致、善始善终的人才能结拜为兄弟。
在三国的称兄道弟的事例中例子很多。因志同道合而称兄道弟的，如马良称诸葛亮为尊兄，是他们都效力于刘备，目标一致；周瑜追随孙策创建东吴基业，二人义同断金。而王昶把王淩当做自己的兄长，许靖视陈纪为兄长，他们作为名士文人，则是情投意合，相互吸引。羌、胡族人与张嗣的子孙结拜为兄弟，是对张嗣的感恩，移爱于他的子孙。
因志同道合、情投意合而结为兄弟，这在《三国志》及裴注记载的事例中，比例是最大的。
（三）结拜受利益驱使，追求功利
异姓结为兄弟的目的在现实中是复杂的，并非都因情意投合、志向目的一致，有的则是受利益驱使，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受利益驱使而结拜的兄弟，开始或因目标相同，或因利益需求一致而称兄道弟，在共同目标、利益不存在时，兄弟关系就会被弃之不顾；当目标分歧、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变脸，甚至反目为仇。
在上述的事例中，如袁绍与张邈因结盟讨伐董卓而相互称兄道弟，其后则置之不顾。马腾与韩遂结拜为兄弟，孙权与公孙渊结盟而称兄道弟，他们的关系也是有始无终，最后甚至互为仇敌。
（四） 义务约束，承担责任
作为亲兄弟要求弟事兄如父，兄爱弟如子，在情感和道义上有要求，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结拜兄弟也应是如此。从上述梳理出来的、那些因为情投意合、目标一致而结为兄弟的事例中，这一点非常明确。如张昭、顾雍、周瑜他们对孙策、孙权的效忠，既是作为臣子的职责，也是作为兄弟的义务。
又如诸葛亮与马良在结拜后也是如此。在马良死后，他对其弟马谡就尽兄长之职责。马谡失街亭将被问斩，临终他对诸葛亮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而诸葛亮为之垂泪，“待其遗孤若平生”[44]。马谡的遗孤得到诸葛亮很好的照顾，表明了长兄如父的关系。这就是结拜后受到兄弟义务约束的体现。
再如，黄朗与王惠阳在拜母后“事朗母如己母”，义务和责任则更明白。这就是因为拜母结为兄弟后的原因。
兄弟结拜后的义务和责任主要是一种道德准则，契约性不强，不具有强制性。出于志同道合、情投意合而结拜，他们会尽力去履行自己作为兄弟的责任和义务。当然，由于受利益驱使的结拜，一般都会见利忘义，不会去履行义务。从上述梳理出来的事例中可以看到，有的甚至还会因争权夺利而反目为仇。结拜目的直接影响对方是否履行兄弟的义务和责任。
在封建社会里，亲兄弟往往都会因争权争利而不遵循兄弟的义务和责任，结拜兄弟当然就更不待言了。不过，“桃园结义”的兄弟则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外。
六 “桃园结义”彰显了结拜的目的和意义
“桃园结义”是据刘、关、张“恩若兄弟”的史实演绎而成的一个故事。故事最先出自宋元讲史人的口中（见元刊《全相平话三国志》）[45]，其后有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无名氏撰）在搬演[46]，最终经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加工而完善。《演义》载曰：
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天地，复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47]
毛宗岗称他们的誓词是：“千古盟书，第一奇语。”
刘、关、张在桃园结拜时有誓词，誓词中的“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这四句，将他们同心同德、结拜为兄弟的目的和意义提升到报国安民的最高境界。他们三人没有顾及身份的结拜，在“君臣”“主仆”的封建纲常、等级界限森严的情况下，深受下层民众的追捧；结拜后他们恪守誓言，数十年生死相依，完美地诠释了同心协力、同甘共苦的兄弟情义。显然，“桃园结义”的故事对刘、关、张在拜前准备祭礼、结拜中誓词诵读，然后兄弟顺序的排列、祭罢天地后的宰牛设酒痛饮等过程，一一具象化；对三人结拜之后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等，均作了详细生动的描述，并且将刘、关、张的结拜行为拔高和理想化了，使之成为我国兄弟结拜的经典范例。
七 结论
三国时期异姓兄弟结拜的事例其仪式多样，目的与效果也不尽相同。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些兄弟结拜都被岁月冲刷殆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却是并未曾结拜过的刘、关、张“桃园结义”。究其原因，“桃园结义”不仅将古代异姓兄弟结拜的仪式、结拜目的和意义，结拜后的义务和责任都作了圆满的诠释，而且加以提升、理想化之后置于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三国时期，令人感佩。于是，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成为经典的三国称兄道弟故事，被记忆、流传下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各阶层人士和民众。
参考文献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
【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73。
【南北】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唐】李百药撰 《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明】罗贯中原著【清】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朱一玄、刘毓忱辑：《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梁满仓主编：《中华礼制变迁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隋编）》，中华书局，2022年。
注释
[1]其他文献的记载则不录入。如《太平御览》引《吴录》记载：“张温英才瓖玮，拜中郎将，聘蜀，与诸葛亮义结金兰之好焉。”
[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臧洪传》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36页.
[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公孙瓒传》卷八注引《英雄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45页。
[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张邈传》卷七注引《英雄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22页。
[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吕布传》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页。
[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公孙瓒传》卷八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247页。
[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公孙渊传》卷八注引《汉晋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第260页。
[8]【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七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2333页。
[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王昶传》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743页。
[1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裴潜传》卷二十二注引《魏略·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676页。
[1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关羽传》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940页。
[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关羽传》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942页。
[1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张飞传》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943页。
[1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马超传》卷三十六注引《典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945页。
[1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马良传》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982页。
[1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许靖传》卷三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967页。
[1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杨戏传》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1090页。
[1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策传》卷四十六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1页。
[1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周瑜传》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9页。
[20]【元】杨维楨：《铁崖先生集》，载《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80页。
[2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周瑜传》卷五十四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1页。
[2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吕蒙传》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4页。
[2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吕蒙传》卷五十四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5页。
[24]【汉】司马迁撰：《史记·张仪列传》卷七十，中华书局，1973年，第2285页。
[25]【唐】李百药撰 《北齐书·神武纪上》，中华书局，1972年，第6页。
[2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刘牢之传》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8页。
[27]【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庾袞传传》卷八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2页。
[2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苟晞传》卷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66页。
[2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张辽传》卷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517页。
[3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王粲传》卷二十一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第602页。
[31]【汉】司马迁撰：《史记·郑世家》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73年，第1775页。
[32]【汉】司马迁撰：《史记·陈丞相世家》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第2059页。
[3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顾雍传》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1226页。
[3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吕范传》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1309·页。
[35]【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周瑜传》卷五十四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5页。
[3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关羽传》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939页。
[3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费诗传》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5页。
[3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刘烨传》卷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446页。
[39]【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三，载《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691页。
[4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甘宁传》卷五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1295页。
[41]【南北】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兄弟篇》卷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42] 梁满仓主编：《中华礼制变迁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隋编）》，中华书局，2022年，第408页。
[43]【南北】颜之推著：《颜氏家训·风操篇》卷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4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马良传》卷三十九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984页。
[45] 钟兆华著：《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全相平话三国志》，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378页。
[46] 胡世厚主编：《三国戏曲集成·元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3页。
[47]【明】罗贯中原著、【清】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第一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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