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安阳曹操高陵考古文物论建安武学的兴盛

马爱民

 【作者简介】马爱民（1958-），男，河南安阳人， 教授，研究生导师，河南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安阳师范学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武术文化与武术史学。

马爱民

摘要：在多年探讨和分析梳理典籍文献对曹操武功武艺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和结合曹操墓出土和发现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大刀、短矛刻铭石牌和画像石等相关文物的研究，对魏武王曹操的武艺和建安时期的武学活动从整体上进行了综合阐述,并从中国武术史研究的角度考证了河南安阳西高穴安阳高陵曹操墓出土石牌兵器刻铭的可信性,同时对完善和佐证曹操墓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曹操；高陵；建安；武学

曹操（公元155～220年）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武艺娴熟的武术家，同时，曹操对养生健身之道也颇有研究。他雄才大略,文武兼备,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东汉末年，曹操战败袁绍，破据邺城，营造王都。邺城遗址横跨漳河两岸，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偏东约18Km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约20Km的交界处。古邺城是建安时期曹操实施他“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实际中心,一切政令均出自邺城,并先后在建安“十五年筑铜雀台,十八年作金虎台,十九年造冰井台，所谓邺中三台也”[1] 。文臣武将常登台赋诗,饮宴唱酬，比武较技,盛极一时,邺都出现了一派在中国文学史和武术史上星河灿烂,光彩夺目的兴盛时代。安阳高陵曹操墓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大刀、短矛”等石牌刻铭，使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尚武重武的真实的曹操。曹氏父子才华横溢,文治武功，一时豪杰,开建安武学之新风。

1、从“游侠少年”到“往岁作百辟刀”

曹操尚任侠喜用刀,武艺不凡，膂力过人。陈寿《三国志》卷一：“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少年时代曾与他后来争霸天下的袁绍在一起做过一次“潜入主人园中”“抽刀劫新妇”的放荡之事。刘义庆《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魏武少时，曾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卢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刀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积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可见少年时期的曹操就喜爱用刀,这对他后来的兵器武艺必然也会产生有很大的影响。

曹操长期留在我们后人的心目中是一个身材高大神奇的人物形象，但据史料考证曹操的身材实际上并不是很魁梧的一个人。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载有曹操见匈奴来使的生动故事，客观反映了一代枭雄曹操自身的身体条件和他超人的机智性格。“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圭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八引《魏氏春秋》：“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彻。”曹操在接见匈奴使时，恐自己形貌无威难以雄震远方他国来使，便让“声姿高畅，眉目疏朗，发长四尺，甚有威重”的部下崔琰（崔季圭，名琰）代其见匈奴使臣，然而，“资貌短小”的“捉刀人”却被来使看出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曹操虽然身材不甚高大，但他的英雄本色和“神明英彻”的气质风度绝非常人所及。曹操早年还与工匠一起亲自下手造刀,可以说刀伴随了英雄曹操的一生。曹操《军策令》：“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与工师共作卑手刀。时北海孙宾硕来候孤，讥孤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复能大，何害!” 曹操文武兼施，十分好学。“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郄俭无不毕至”（《三国志》注引《博物志》）。曹操内外兼修，喜爱气功养生术，曾专门与当时著名的气功家皇甫隆等名流，探求研习导引养生之道。曹操在《与皇甫隆令》中对他说：“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2] 。曹操文武并施，雄心千里，学而不倦，他 “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曹丕《典论·自序》）。曹操崇文善武，诗歌不尚藻饰，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见长。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曹操对文学方面卓有建树，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其武学也是“功高盖世”。

我们知道,刀在汉代是非常盛行的武艺兵器,勇猛如虎是刀术的鲜明特点。建安时期曹操曾作“百辟刀”五枚，以“百炼利器，以辟不祥”之意取名为“百辟刀”。他在《百辟刀令》中说：“往岁作百辟刀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指曹丕）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3]。令诸子文武兼习，这五枚宝刀做工精细，“锋似崩霜，”费时三年始造成，曹操分别将刀送给了曹丕、曹植、曹林三子每人一枚，其余二枚曹操自己使用，可见曹操爱刀之深。曹植《宝刀赋》序中就提到这五枚宝刀：“在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龙、虎、熊、马、雀为识。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饶阳侯（曹林）各得一焉，期余二枚家王自仗之”[4]。反映出当时的刀兵武艺，不仅在古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人们平时练功娱乐的心爱之物。曹操用刀文献也确有记载,“时将军许攸拥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君臣多谏：可招怀攸，共讨强敌。太祖横刀于膝，作色不听”（《三国志·杜袭传》）。原为曹操墓中的石牌铭文“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的表述记载，说明曹操平时所爱应与大刀武艺也有密切关系。刀在汉代战争中逐渐替代了剑的使用，成为军中最为盛行的装备兵器之一。从安阳高陵曹操墓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就表现有不少人物手舞环手刀的持械形像,汉代也有刀舞的记载,曹操墓出土发现的这件画像石执刀人的刀首下还挂有刀彩,这个图像透出的信息非常重要,它说明我国最晚在汉代巳配有刀彩形式的刀术舞练活动了,反映了刀术武艺在汉代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在民间的广泛武学影响。

2、横槊赋诗和才武绝人的英雄

曹操的武学技艺是多方面的,在文献史料中又载有“以剑掷魏武”一事：“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帝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5]。少年时期的曹操就深谙武功，他连防二剑，全然无事。陶弘景《古今刀剑录》：“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于幽谷得一剑，长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铭曰孟德王常服之。”文中所谓“孟德王常服之”与安阳高陵曹操墓出土兵器石牌铭文“魏武王常所用”之意相似。曹操墓随葬物这种“题识其上”的做法,在其他方面也有相似的反映。《晋书·礼志》载：“魏武（曹操）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前引曹操《百辟刀令》 就曾“以龙、虎、熊、马、雀为识”。这些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风气与曹操本人的个性和习惯做法。历史文献中还多有汉代剑舞和击剑的记载,曹操墓出土的汉画像石其上也刻有人物舞剑（刀）而搏的动作姿态，在剑首下还似有剑穗的饰物,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曹操精于剑技，曹操墓还出土有铁剑，应为曹操生前所用。铁剑在汉代代替了过去的铜剑，但由于剑的砍杀效能不如刀，在汉代已经不是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而成为人们特别是军事将帅手中锋利的辅助兵器和防身短兵武器，曹操就常常使用剑这种兵器。曹操对“百兵之帅”的剑技一道有很深的功夫。《三国志》卷一注引《魏书》：“兵谋叛，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可见曹操使剑的厉害。

手戟在汉代和三国时期十分流行，是一种武学名器。“昔周鲁宝雍狐之戟，屈卢之矛，狐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矣”（《魏文帝集》卷一）。手戟为短柄戟，上端为戈矛两种兵器的合体，它的实用优点是兼有“勾、啄、桩（冲、撞击）、刺”四种效能。曹操青年时代就擅舞手戟 ,数人不能近其身。孙盛《异同杂语》载：“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手戟用时单手操持，遥掷击敌。曹操挥舞手戟，武勇超常，他纵身跳墙而出。曹操使用的“手戟”应是他本人非常喜爱和娴熟的一种武技。拳兵同源，理无两致。曹操对军事武艺有着深刻的研究，曹操在《孙子注》中提出：“后人发，先人至。处女示弱，脱兔往疾也”[5] 。这既是对军事兵法上的要求，同时也具有武学技击上的指导意义。曹操墓出土的汉画像石除了挥刀舞剑的人物图像外，还有各种手持短兵器“手戟”和“大戟”的人物动作，这两种兵器在汉代都很流行。这块被盗的汉画石，据称是曹操墓中的地板所用，但考古人员又说，作为地板材料还无法找见其合理对应位置，尽管如此，画像石图像虽是前朝故事，但它反映了东汉时期的武学真实性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安阳高陵曹操墓出土的石牌刻铭“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体现出曹操本人在兵器武艺使用上的特色，可以看出曹操既喜用手戟兵器又擅长大戟兵器。汉代在兵器戟上还装有饰物，称“虾蟆头幡”，始于曹操所作，类似后世的枪缨,也言避血。《续事始》说:“魏武加虾蟆头幡”。大戟在汉代又被称为长戟，是当时非常盛行的长兵武艺。

曹操使用的兵器还有“槊”，横槊赋诗之语是人们常用来对曹操的赞誉。肖子显《南齐书·坦荣祖传》载：“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苏轼《前赤壁赋》说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许有壬《三台赋》也称曹操有“横槊赋诗之雄”的佳句。“槊” 属刺兵，槊即矛。曹操墓出土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的石牌，说明曹操本人使用的兵器矛是一种短矛。曹操是否擅使长矛，目前，曹操墓尚未出土发现有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长矛”的石牌，但我们相信曹操既然常用短矛，自然对长矛也不会陌生。槊的技法有劈、盖、截、拦、挑、撩、带、冲等。槊又有“马矟”之名, 后世又称为枪。古代也有带绳的长枪（槊），是用来挂在骑兵肩上，以固定枪位。还有在枪头上带倒刺（钩）的骑兵用的长枪，既能钩拉敌人，又可以用来防止因刺的太深而拔不出枪[6]。曹操一生饱经战乱，东征西战，鞍马为文，武学出群，手下武将如云。曹操精研兵法，能“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在用兵布阵指挥战斗中，显示出他指挥军旅作战的非凡能力和对汉代古兵器的研究有素。曹操在与关西军准备大战时，因马超、韩遂等部关西军士卒，武艺精良，人人擅使“长矛”武技，训练有素，勇不可挡。 “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挡也。公（曹操）谓将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请君但观之耳”[7] 。最后曹操大败精通长矛兵器武艺的敌军，这从侧面反映出曹操对长矛武艺也应有相当的熟习程度。

3、曹操墓出土格虎石牌与建安武学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具有体育意义的击剑比赛就发生在曹操的王都邺城之地，曹操之子曹丕（公元187─226年）曾拜数位名师习武,是“建安武学”的一员骁将和卓越的武术家与倡导者，他的武技思想的深邃和形成是与他的习武实践分不开的。我们熟知的曹丕《典论·自序》就称他“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立为魏太子。曹丕《典论·自序》：“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又说：“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精而练之其始成也。”建安时期，身居邺城的曹丕常与武艺闻名的奋威将军邓展论剑比武，切磋剑术攻防击刺奥妙。双方“以蔗代剑”，在比试中曹丕曾“三中其臂”，剑法精妙，出神入化，代表了建安时期中国剑术的最高水平，被后人传为武学佳话。

“剑文化”的形成是与中国人民传统文化欣赏心理紧密相连的，体现了中华民族武学的个性和智慧。在曹操居邺时期，营造了丰厚的邺下武学文化氛围，剑术水平的迅猛提高，也促进了邺都造剑技术向精美和便利实用的方向发展。曹丕《送剑书》：“什有剑一枚，明珠标首，蓝玉饰靶。”太子曹丕偏爱宝剑，铸造有“飞景”等名剑，其制作工艺十分考究。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长四尺二寸，选兹良金，令彼国工精炼之。至于百辟，淬以清漳，砺以礛诸，光似流星,名曰“飞景” [8] 。剑的品位高雅而尊贵，剑已成为古人文化素养和才能的重要标志。曹植是曹操诸子中文彩最好者，他文思敏捷，豪放浪漫,擅长剑术，常“跳丸击剑”。 曹植击剑时，还要进行沐浴更衣，并用胡粉美容整仪,尔后再击剑舞练。据《三国志》卷二十一注引《魏略》：“植（曹植）初得淳（邯郸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反映了当时剑术文化出现的一种表演化艺术化特点。汉魏时期的邺都剑术活动盛行，“建安武学”的兴起，是与曹操求贤若渴，积极推行武备，广揽尚武人才分不开的。曹操亲自教授他的儿子练习弓矢等武艺，倡导文武兼修，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思想。曹丕五岁就随父曹操学习射箭。曹丕称“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当时19岁的曹丕“与族足子丹（曹真）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稚兔三十”（曹丕《典论·自序》）。曹丕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 。他的射箭妙技是与曹操的精心传艺分不开的。曹操的另两个儿子曹植、曹彰都是射箭武艺的高手,曹植他也能左右开弓，射术惊人,曹彰更以武功知名。据《三国志》卷十九：曹彰“少善射御，膂力过人。” 曹操说他“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要求他能文能武,这才是曹操心中的人才。一次蜀国一将与曹操交谈甚为狂妄，在蜀将端杯饮酒之际，曹彰从远处开弓射箭，射断蜀将一根长须。王维《老将行》赞其“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曹彰性刚猛，精武功，因须为黄色，被称为邺下黄须儿。陈寿《三国志》卷十九：评价曹彰“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 曹彰“北征……身自博战、射胡骑，应弦而倒。”曹操父子的武艺可谓精深娴熟，功夫不凡,有口皆碑。

曹操一生喜爱打猎，直到他的晚年还渴望能“筑室城外，春夏习谈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曹操墓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铭文不少人感到疑惑不解，从而对曹操墓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曹操《内诫令》:“遇乱无韦笥, 乃作方竹严具, 以帛衣粗布作里, 此孤之平常所用也”（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六）。曹操本人这篇《内诫令》自称 “平常所用”文句, 与曹操墓出土的兵器石牌铭文魏武王“常所用”在用语上很有相似之处,从中可见“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铭文的可信性。《三国志·周泰传》注引《江表传》:孙权“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这“常所用”一语在当时确有使用者。在中国古代社会，手格猛虎最能形容古人的英雄气概，曹操墓出土和发现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石牌刻铭中的“挌（格）虎”用语，显然是受到了浓重的殷、邺地区武学民俗文化和汉代社会传统尚武风习的影响，殷王帝辛（殷纣王）就有“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史记· 殷本纪》）之勇。“挌虎”就是“暴虎”。在殷商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对“暴虎”的记载。例如：卜辞“王往暴虎……”（《合集》11450）。又“壬辰卜，争贞，其暴弗其获”（《合集》5516）。曹操墓出土的石牌刻铭“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表现了魏武王曹操生前超绝过人的武勇精神和显赫武功。 实际上，在历史文献中也确有对曹操“躬擒猛兽”的记载。陈寿《三国志》卷ᅳ：载其“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 。” 曹操“躬禽猛兽”就是“躬擒猛兽”之意，猛兽之中自应有虎。曹操其子曹彰也是“手格猛兽”（《三国志》卷十九）的好手。曹操、曹彰父子都有“格（挌）虎”之能。曹操麾下爱将曹真，为曹操族子，也有“格虎”之勇。曹真“常猎，为虎所逐。顾射虎，应声而倒，太祖（曹操）壮其鸷勇，使将虎豹骑”（《三国志》卷九）。在发现的很多汉代画像石中刻有人与虎格斗的形像，或空手与虎而斗，或持械与虎而斗，说明“格虎”在当时并非不是实事，这应是汉代社会崇尚武勇的一种习俗和风貌，由此也证实曹操墓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铭文是完全可信的。

4、高陵出土文物表明墓主生前尚武

魏武帝曹操墓被称为高陵，又称西陵。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战国时代的西门豹为我们熟知的邺令,有文武之才,是一位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受到人们的崇敬。西门豹祠是确定曹操墓方位的关键，在邺地西门豹祠原有多处,千余年来,苍桑变化,据笔者考证,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和碑刻实物资料的相互佐证证明,在曹操生前留下的遗言中提到的“西门豹祠”就是位于今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村东端的西门豹祠遗址[9]。2003年我在《传统武术文化新探》（2003年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在谈到魏武王曹操时曾考证认为：“曹操墓在安阳附近确定无疑”。 据《三国志·贾逵传》：“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遂奉梓宫还邺”。我在《传统武术文化新探》中说：曹操“年66岁。遵其遗嘱：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 [10]。一条有关曹操死后葬礼安排的材料过去很少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对了解曹操是否秘葬十分重要。《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时太子（曹丕）在邺，鄢陵侯（曹彰）未到，……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王应麟《困学纪闻》载：“曹植拜先君墓，与友人宴于松柏之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祖宗朝重先代陵寝，每下诏申樵采之禁，至于再三。置守冢户，委逐处长吏及本县令佐常切检校，罢任具有无废阙，书于历子。……魏武帝葬高陵，在邺县西。”并记有：“陈留王葬王原陵，在邺西。”高陵在邺县西与王原陵在邺西，熟悉邺地历史的人，邺县西和邺西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对于王原陵至今未能确定，这对我们全面认识曹操墓是一个重要的缺憾，魏武帝高陵和陈留王曹奂王原陵显然在当时是有明显标志的陵墓,可见曹操墓并非为秘葬,更不存在72疑冢之事。曹操高陵（墓）地面上原筑有殿屋等物，出于安阳县西高穴曹操墓西侧附近伦掌的一方唐代天宝五年《邺郡邺县故人柏君（道）墓志铭并序》刻有“左魏武陵,右天宫寺; 前苍忙城,后衡漳水”的记文,进一步证明曹操墓在唐代为人们所熟知，说明后人为他建陵还是有所选择和安排的。据《三国志·于禁传》: “帝（曹丕）引见禁，须发皓白，……拜为安远将军。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在曹丕命于禁出使孙吴前，又让于禁去邺地拜谒曹操高陵，这说明曹操陵墓在当时还是有明显标记的。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汉献帝刘协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国号称魏，以冀州的河东、河内、魏郡、钜鹿等十郡为魏国封地, 以邺城为国都，建社稷宗庙。曹操功高权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又封曹操为魏王。曹操死后又被汉献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6]。故而,陵墓出土的兵器石牌刻铭称“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是可信的,也是符合曹操去逝后与下葬前的称谓名号的 。我在《邺下佛学之盛和北朝、隋唐的安阳佛寺武僧武艺》一文中考证说：“邺西漳河之南的安阳县洪河屯、安丰一带等是东魏、北齐高官贵臣墓葬群,汉末魏武王曹操陵墓也被确定在这一区域内”（载2009年第5期《安阳师范学院学报》）。依照东汉时代的礼制规定，帝王“驾崩”后随葬品名目有很多，其中就有“埙一，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后汉书·礼仪志》）等。在这些随葬物中就包括干戈甲胄之类的兵器。安阳高陵曹操墓出土有一件“常所用长犀盾”字样的残缺石牌, 显然完整石牌应为“魏武王常所用长犀盾” 刻铭,有人对这块曹操墓出土的带“盾”字的石牌提出质疑,认为不符合曹操的身份和地位,从中国武术史研究的角度看，实际上“干”就是盾, 在使用上一般常与格斗击刺类兵器相配合。古人用盾有多种，材质也不同。汉·刘熙《释名·释兵》载：“以犀皮作之曰犀盾” 。这与曹操墓发现的“犀盾”石牌铭文可相互佐证。曹操墓出土的包括“盾”与其他多种兵器在内的60余种石牌刻铭内容，完全也符合当时的礼制要求,同时,进一步又证明了考古部门发掘的安阳西高穴这座东汉大墓就是历史上的曹操之墓。

汉代兵器武艺和曹操喜爱的兵器与安阳高陵曹操墓石牌刻铭记载的随葬品兵器基本相同，对认定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东汉大墓为曹操墓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曹操墓出土发现的石牌刻铭“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表明墓主人曹操在生前经常使用这些兵器,反映了作为军事家的曹操个人对多种不同兵器武艺的喜爱，曹操生前既喜欢兵器武艺刀又擅长兵器武艺戟，这对于研究曹操的武艺和中国武术史是最新发现的具有非常重要价值的资料,应该说曹操生对大戟、大刀武艺和兵器短矛都非常擅长。从安阳高陵曹操墓出土的多种名目的兵器石牌刻铭，说明曹操在掌握和运用武功武艺方面是相当全面的ᅳ位大家。

历史上擅长使矛戟兵器武艺的人很多，十六国时期的冉闵,魏郡内黄(今安阳市内黄人) ，他武艺娴熟，攻战无前,尤精古兵器双刃矛，永兴元年,即皇帝位于邺城南郊,国号大魏,史称冉魏。曹操墓在安阳的消息发布后，有人认为安阳发现的曹操墓，另有其人，应为冉闵之墓。冉闵在武艺武功方面确同曹操有相似之处，但从整体上说两人的兵器武艺还是有明显区分的。比如，曹操善剑，冉闵则不然。另外从各个方面看，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大墓也绝不会是“武悼天王”冉闵之墓。冉闵还被称为染闵, 又载有其“谥曰平帝”,从无“魏武王”谥号之说。

建安时期邺都作为曹操的建功立业之地，汇集了大批文武之才。《三国志》卷十七：“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曹操麾下于禁、张颌、乐进、张辽、徐晃皆一代名将，武艺精绝。文有“建安七子”，武有“建安五子”，文治武功盛极一时，邺都进入了中国文学史和武术史上星河灿烂、光彩夺目的一个新的时期。安阳高陵曹操墓出土的多种兵器石碑刻铭与陈寿《三国志》等史书对曹操武艺的记述, 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从而使我们见证了历史上的一代英雄曹操文武兼备的立体形象和建安时期尚武之风的兴盛气象。

参考文献

[1] 许作民.安阳古代纪事[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

[2] 中华书局编辑部.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中华书局编辑部.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曹植.陈思王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5] 刘义庆.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6] 筱田耕一.中国兵器大全[M].香港：万里书店出版社，2000.

[7] 陈寿.三国志（卷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0.

[8] 曹丕.魏文帝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9] 马 爱 民. 曹操西陵在邺地问题的研究 --兼析“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碑刻铭的真实性  [J]．文博，2010 (6): 39-44.  

[10] 马爱民.传统武术文化新探[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资料来源：马爱民提供

 收录时间：2023年09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