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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爱民 ‖ 曹操高陵与东汉西门豹祠考辨


曹操高陵与东汉西门豹祠考辨


马爱民


【作者简介】马爱民(1958-),男,河南安阳人, 教授,研究生导师,河南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安阳师范学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武术文化与武术史学。


马

马爱民


摘要:在分析梳理历史文献对曹操西陵(高陵)记载的基础上,经过实地考察和论证,结合安阳西高穴曹操墓附近出土和发现的石刻墓志碑铭等相关文物的研究,对曹操《终令》《遗令》与邺西豹祠从整体上进行了综合阐释,并从地域文化研究的角度,揭橥了东汉建安时期曹操墓之东的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存在的可信性。

关键词:曹操;终令;遗令;西陵;邺地;漳河;西门豹祠



安阳是中国著名的八大古都之一,有“七朝古都”之称,除殷都外,邺都(今河南安阳市北偏东约18公里处邺镇)为其中六朝古都,这里就是曹操当初的大本营王都之地,也是曹丕登基后的五都之一,在邺城(邺都)西偏南大约7.5公里处即为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2009年12月27日曹操墓被发现在河南安阳的消息发布后,多年来,仍在海内外学界和社会上存有种种疑问,特别对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建造年代与曹操高陵的方位等尤为关注。历史上的曹操文武兼备,才武过人,一生喜文爱武。曹操墓又称高陵,也称西陵,曹操墓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刻铭中的“挌虎”用语,是受到了当时浓重的殷、邺地区民俗文化和汉代社会尚武风习的影响,表现了魏武王曹操生前超绝过人的武勇精神。根据曹操《寿陵令》《遗令》记载可知,曹操病逝后葬于邺城西部地方的西门豹祠附近。在邺地西门豹祠有多处,千余年来,苍桑变化,到底应是哪座西门豹祠? 曹操《寿陵令》和《遗令》中指出的“西门豹祠”是否就是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笔者对此作一探究。     


 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魏王曹操颁布《寿陵令》,又称《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1]显然“不封不树”ー语,是指“西陵”墓地不要有高大的封土标记、也不要在墓前植树立碑纪念。令文所说“不封不树”ー语,是指陵墓不要有高大的封土、也不要墓前植树立碑纪念。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在临终前又口述留下《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2]所称“大服”就是要求在他死后按帝王的规格国人为之持服,可见曹操是公开葬于高陵并举行了很隆重的活动。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庚子在洛阳病逝,年66岁。遵其遗嘱: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晋书·帝纪第一》“魏武(曹操)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晋宣帝,指司马懿)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3]陈寿《三国志》卷一:魏王曹操“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溢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4]曹操之子曹丕、曹植都是曹操葬礼公开进行的亲历者。曹丕的《武帝哀策文》曰:“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5]曹植当时写有一篇《武帝诔》称:“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6]曹操本人提倡薄葬,其陵墓出土物品并不算丰厚。他原来曾有死后立碑之意,后来坚决反对立碑,“禁碑令”就是从曹操最早开始出现的。建安十年(205年)曹操颁行的“禁碑令”提出:“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烈。”对厚葬之风十分痛恶。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7]我们知道,曹操高陵墓地,初建时原有祭殿陵屋。据《三国志•魏书 •于禁传》载:“文帝践阼,权称潘,遣禁还。帝引见六禁,须发皓白,形容憔瘁,泣涕顿首。帝慰谕以荀林父、孟明视故事,拜为安远将军。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8]于禁在邺下拜谒高陵时,当看到陵屋墙面上绘有他狼狈屈降的壁画后,这位魏国大将竟然被羞辱而暴病身亡。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操高陵墓地上的祭殿被毁坏。这一年,曹丕下了一道《毁高帝祭殿诏》又称《罢墓祭诏》:“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9]曹操墓被称为高陵,又称西陵、魏武陵,魏武帝陵,魏太祖陵等。漳河岸边的西高穴乃一代英雄的归葬之地 ,曹操高陵更是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曹操墓地的位置,在唐代仍然有明确的标志。如人们所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李世民率军过邺曾亲往曹操西陵祭拜,《资治通鉴》卷197 :“癸亥,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绩军至幽州。三月,丁丑,车驾至定州。丁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10]李世民对魏太祖曹操文治武功,有很高的评价。据《太平御览》卷93《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载李世民祭文:“帝以雄武之姿,常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狥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既而三分,肇庆黄星之应,久彰五十启期,真人之运斯属,其天意也,岂人事乎?”这都说明曹操墓“西陵”,在唐代人们还是很熟悉和知晓其陵墓所在位置的,曹操墓并不神秘。唐人李吉甫编撰的地理志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卷16《相州·邺县》载:“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11]在唐宋时期甚至还以曹操墓“西陵”为标志划分为“西陵乡”,唐代所设乡的规划面积很大,在笔者发现的安阳西部北禅寺石刻《尊胜幢记》上刻有唐代“永淳”年号和“相州邺县西陵乡”的铭文记载,并提到“邺县西陵乡高榆”,高榆村今为高喻村,位于安阳县西部偏北,原属伦掌乡,与安阳县西高穴村曹操墓相近,当时都属于相州邺县西陵乡的范围。既然因曹操墓“西陵”而得名的“西陵乡”未在现在的漳河之北出现,那么历史上的“曹操西陵”就只能在如今的安阳之地,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到宋代,虽然曹操墓的准确位置标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了七十二疑冢之说,但以曹操墓为名的“西陵乡”之称在宋代仍然延续存在。据《安阳县金石录》卷十三:有宋时修定寺(位于今河南安阳西北部)佛家弟子刻石“邺县西陵乡维那陈铎”之文载可证。以上这是笔者多年前在文物考古学刊物《文博》上发表的论文中一段话。[12] 这一“相州邺县西陵乡”石刻铭文保存基本完好,现仍立于北禅寺,北禅寺在唐代为一座著名寺院,是宝山灵泉寺的下院。北禅寺《尊胜幢记》对“相州邺县西陵乡”的记载,得到曹操高陵考古队和安阳不少地方学者的关注并被引据,唐宋时期的“相州邺县西陵乡”记载是可信的。近来又研究搜集到多方墓志铭刻记有“相州邺县西陵乡”,并全都指向漳河之南的今安阳地方。《唐故范府君墓志铭并序》:夫人马氏“于咸通五年三月十八日相州邺县西陵乡木场庄寝疾家庭,而归私第焉,享年六十二。……咸通岁乙酉之年十二月戊申朔五日壬子,殡于相州邺县西陵乡口模權村里木场,去城十二里故茔之原礼也。东窥古魏,南枕龙岗,西瞻太岭,北辅漳滨。”此《唐故范府君墓志铭并序》十分重要,志中记载的西陵乡“木场庄”之名,就是现在曹操高陵与丰乐镇西门豹祠之间的安阳安丰乡木场屯村,相距西高穴村曹操墓约5公里,《唐故范府君墓志铭并序》所载“西陵乡”与曹操西陵高度相近,可见“西陵”所指就是“曹操墓地西陵”。唐末五代以后,在安阳境内仍有西陵乡存在。《故镇定管内都□□制置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崔府君墓志铭并序》:崔府君“以天福三年戊戌岁秋七月六日终于寓,止时寿五十有八。”“以二夫人合葬于相州邺县西陵乡樊村口礼也。时大晋天福五年庚子亥朔十月五日丁酉。”今安阳柏庄镇辛店西有村曰范庄,此村也在“曹操墓地西陵”附近处。笔者曾在该地走访村中老少,当地村民读音范庄皆称“樊庄”也,疑此范庄即五代樊村村名之故地。又据《大金重迁祖塔志》:“相之洪福寺文殊院,始自大宋庆历中,以远祖捐公等同会一塔,葬之于(相州安阳)城西开元寺之旁。……以正隆四年已卯三月初五日奉其灵骨,改葬于西陵乡孙平村,竖之以支提,植之以松栢,使后世之徒不忘其归。”2019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发掘的金代正隆四年(1159年)相州洪福寺文殊院院主洪论所修祖师墓塔地,在今安阳市文峰大道与太行路东南大华时代广场处,这里属于金代安阳“西陵乡孙平村”。孙平村在宋代即有,明嘉靖《彰德府志》收录的宋元祐年间《相台志》村名载有小孙平与大孙平两村,即为此孙平村,属宋代安阳县“邵村管统村”之一。在唐人留下的许多诗文中提到曹操墓时大多都以“西陵”而称之,而唐代的邺县“西陵乡”也全在现在的安阳境内。“相州邺县西陵乡”石刻铭文记载,明确地锁定了“曹操西陵”就在安阳存在的史实。


实际上,北宋初“曹操西陵”还为人们所应知,历史上的宋太祖赵匡胤曾诏命重修包括 “魏太祖”曹操西陵在内的过去帝王祠庙或陵墓。“先代帝王,载在祀典,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牢,或陵墓虽存,不禁樵采。……汉文帝、宣帝、魏太祖、晋武帝、后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户,岁一享以太牢。”[13]对于历代帝王陵墓包括魏太祖曹操墓在内的保护事宜,统治者规定是明确和具体的,到了南宋初仍有史料文献的记载。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祖宗朝重先代陵寝:每下诏申樵采之禁,至於再三;置守冢户,委逐处长吏及本县令佐,常切检校,罢任有无废缺,书于历子。……汉文帝葬霸陵,在长安东南;宣帝葬杜陵,在长安南;魏武帝葬高陵,在邺县西;晋武帝葬峻阳陵,在洛阳;後周太祖文帝葬成陵,在耀州富平县;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县。以上十帝,置守灵三户,岁一享以太牢。”宋代颁布诏令,规定保护帝王陵寝之事,完全真实可信,并有实物佐证。数年前笔者亲赴安阳市内黄县亳城刘次范村,该村现存有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由“宣德郎右拾遗臣”梁周翰奉敕撰文的《大宋新修商帝中宗庙碑铭并序》古碑一通,碑载:“历代帝王,名应历数,骊翰共于光躅,正朔被于中原。虽年祀浸遐,而园寝尚在。钱尽发,穿逾者往焉,陵土皆抔,樵苏者弗禁。朕用震悼,岂忘寤兴。有陵墓之处,宜令并禁樵采。仍各建祠庙一所,务尽宏壮,光灵贲于万古,皇明照于九幽”。粤以开宝辛未岁经始,以壬申岁毕工。事越非常,功存不朽。”2003年我在《传统武术文化新探》一书谈到魏王曹操时曾考证认为:“曹操死后葬于安阳附近无疑”。[14]我在该书中说:“曹操于公元220年病逝,年66岁。遵其遗嘱: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我在拙著《传统武术文化新探》中还说“1998年春,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处,挖掘出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故大仆卿驸马都尉渤海赵安县鲁潜墓志’一方。墓志载:‘(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曹操)陵(堎)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这为进一步考证曹操墓地的确切位置提供了重要依据。”[15]其中“魏武帝陵”,后赵《鲁潜墓志》刻字为“魏武帝堎”,两字其意相同。书中我又引王安石《将次相州》诗,谈论曹操和曹操墓之事:“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驎埋没几春秋”。这“八九丘”应是历史上对魏武帝曹操墓七十二疑冢最早的提法出处。诗中所言“垄亩”即为曹操遗令说的自己的“西陵墓田”,王安石将曹操比作吉祥的“骐驎”,他登临铜雀台生发出“骐驎埋没几春秋”的赞叹之情。后赵《鲁潜墓志》墓主鲁潜,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并非杜撰。《资治通鉴》卷93:“都尉鲁潜以许昌叛,降于后赵”。有学者提出:在曹操墓中发掘出土的含有“魏武王”字样的几块石牌与《鲁潜墓志》中的“武”字均把“止”部错写为“山”。并认为“石牌与《鲁潜墓志》中的‘武’字有可能为同一个人造假所为”。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我们细看便不难发现曹操墓出土的 “魏武王”石牌“武”字与《鲁潜墓志》上的魏武帝“武”字均未将“止”部写错为“山”, 如“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其上“武”字写的就是“止”部。


战国时代的西门豹,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曹操《终令》和《遗令》中的“西门豹祠”笔者认为是位于今安阳丰乐镇村东端的西门豹祠遗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10载:“漳水又东径武城南,世谓之梁期城。梁期在邺北,俗亦谓之两期城,皆为非也。司马彪《郡国志》曰:邺县有武城,武城即期城矣。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述征赋》曰: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魏武王又堨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魏武王曹操“又以郡国之旧,引漳流自城西东入,径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渠水又南径止车门下。魏武封于邺为北宫,宫有文昌殿。……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16]北魏郦道元所见西门豹祠堂东头“石柱勒铭”,就是后赵《西门豹祠殿基记》柱石,这一《西门豹祠殿基记》柱石,大约于1975年发现,是安阳安丰乡村民在今丰乐镇西门豹祠处盖房取土时所发现,后被临漳县文保所收藏,现存于河北省临漳县邺城博物馆。西门豹祠在历史上多次重修,现今仅存有一座土台和数块宋以后碑石。作为确定曹操西陵的重要“坐标”,西门豹祠对我们判定曹操西陵的方位作用至关重要。曹操墓位于安阳丰乐镇村西门豹祠之西岗上,在唐代人们还是都清楚的,随着漳河泛滥,社会动荡和战争破坏, 曹操墓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所载:魏武帝曹操西陵,在邺县西三十里。这是史书中对曹操墓方位距离具体里数的最早记载,故而倍受学界的关注。这条史料记载关乎到历史上千古之谜曹操墓的地望和位置所在,也就是说如果是指 “正西三十里” 或“西北三十里”,曹操墓就应在漳河之北的河北磁县境内,如果指的是“西南三十里”, 曹操墓则应位于漳河之南的河南安阳境内。文中“县西三十里”指的方向是那里呢? 我们通过古代墓志可来佐证上述方位的指向所在。据《齐故丞相淮阳王和公(士开)墓志》载:和士开卒在武平二年(公元571年),此年 “十月二十二日丙申礼厝于于邺城西卅十里野马岗东北”。这块墓志出土于安丰乡邵家屯村西和士开墓地 ,现墓地遗址尚存。和士开墓位在西高穴曹操墓南偏东约350米处 ,两墓相距不远 。墓志记载官至北齐丞相的和士开葬在“邺城西三十里”,实际是在邺城西偏南30里 ,这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曹操墓在“邺县西三十里”一样, 曹操墓也是在邺城(县)西偏南30里的西高穴村。

西门豹祠当时是在邺县西漳河之北岸,还是位在邺县西漳河之南岸,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同样涉及到曹操墓的方位问题。郦道元《水经注》卷10又载:“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也。今相州刺史及魏郡治。漳水自西门豹祠北经赵阅马台西,基高五丈,列观其上,石虎每讲武于其下,升观以望之,虎自台上放鸣镝之矢,以为车骑出入之节矣。漳水又北径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淫祀虽断,地留祭陌之称焉。又慕容俊投石虎尸处也。田融以为紫陌也。赵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桥于水上,为佛图澄先造生墓于紫陌,建武十五年卒,十二月葬焉,即此处也。漳水又对赵氏临漳宫。宫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月,虎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今地有遗桑,塘无尺雉矣。漳水又北,滏水入焉。”[17]古漳河是从西向东经武城南丰乐镇西门豹祠北大门前流过后,向东又向北经后赵石虎“阅马台”西,往古邺城西北五里祭陌处流出。阅马台,是后赵讲武练兵,修习武备之地。据《邺中记》载:石虎“在城西漳水之南,约坎为台。虎常于此台简练骑卒,虎牙宿卫,号云腾黑矟。骑五千人,每月朔晦阅马于此台。乃于漳水之南,张帜鸣鼓,列骑星罗。虎乃登台射,xiao(骨十孝)箭一发,五千骑一时奔走,从漳水之南,齐走集于台下,队督己下皆班赉。虎又射一箭,骑五千又齐走于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攒促,若数万人。骑皆以漆矟从事,故以‘黑矟’为号。”[18]西门豹祠作为一个地标建筑,漳河水是从西门豹祠堂的南边流过,还是从西门豹祠堂的北边一侧流过?对此学界也存有不同看法和认识。根据史料记载,笔者认为最迟在东魏北齐时期的漳河这一段的流向,一定是在西门豹祠堂北向东又向东北流出的河道方向。当时丰乐镇西门豹祠隶属于邺县地, 北齐墓志中有记载,据《齐故使持节都督巴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巴州刺史张公墓志铭》:张宗宪“武平元年(公元570年)闰二月廿八日, 春秋六十八,终于邺都临路里舍,……窆于邺县西门君祠之西七里”。史实上, 从古到今,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村东端的西门豹祠遗址一直位在漳河南岸之上,在墓志中就发现有这方面的记载。据《魏故卫大将军尚书朗中开封太守下洺(洛)县开国子姬景神墓志铭》载:“君讳□字景神,燕州上谷郡人,……时年四十有四,亲知远近,莫不嗟惜,即以(武定)八年二月廿八日,迁葬于邺都漳水之南,豹祠之南三里,徂逝不及,寒暑方积,勒铭泉下,以述余庆。……武定八年岁次庚午二月辛巳朔廿八日庚申姬公墓志铭记”《齐故镇远将军司空掾费君墓志铭》载有:费康远“以太宁二年(公元562年),岁次壬午,四月庚子,朔,廿八日丁卯,卒于邺城中。即以其年五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窆于豹祠之右,漳水之阴。”由此可知,结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记,北魏之前在今安阳境内的此段漳河水道大约也应是这样的流向。另一方《大齐天统二年岁次丙戌八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隼击将军中尚食典御王文达墓志铭》记载:王文达 “以天统二年(公元566年)七月八日卒于邺县之里”“粤以其年八月十六日及夫人李氏合葬于邺城之西南一十余里豹祠之所,后望铜台,犹思魏武之迹;左瞪漳堰,尚想邺令之功。”这里说的“邺城之西南一十余里豹祠”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西门豹祠在(邺县)县西(偏南)十五里”都是指安丰乡丰乐镇西门豹祠。志中所言铜台就是魏武王曹操在邺城建起的铜雀台,漳堰就是西门豹或史起修建的水利设施,两人曾先后为战国时期的邺令。该志所载还涉及到西门豹、史起修建的渠道堤坝位置,十分重要,值得进一步探究。左思《魏都赋》: “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磴流十二,同源异口。”西门豹为邺令“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19]西门豹兼文武之才,邺令以西门豹最为著名。


曹丕是其父曹操墓的亲历者,他在《武帝哀策文》中记载的曹操墓地是 “山阿”之貌。在一方《齐故陵江将军段府君墓志》中记载,段通“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十二月廿七日窆于邺成(城)西豹祀(祠)之西岗。” 这种高岗之地与曹操《遗令》所记他“葬于邺之西岗”相一致。又有《魏故中散大夫沈君之墓志》说,沈兴“以天统元年(公元565年)十月七日,迁神于广阳里,春秋七十六,即葬城西豹祠之山。”可知当时的丰乐镇西门豹祠一带是地势高亢的山冈丘岭,这与曹丕所说的安葬曹操“弃此宫庭,陟彼山阿”的曹操墓地形状况也颇相符合。根据记载和考古资料,古邺城一带地方有大量的汉墓,还有很多尚未被人们所发现,要确定西高穴东汉大墓是曹操陵墓,就必须回答和弄清楚曹操《终令》和《遗令》和中提到的西门豹祠的年代和方位,否则它的可信度,就缺少坚实的基础。到底应是哪座西门豹祠,有不少人怀疑曹操令文所指“西门豹祠”不是这里,认为丰乐镇西门豹祠最早建于北齐,或云后赵。清代在丰乐镇西门豹祠曾出土和发现有多块汉代碑刻残石, 清代武虚谷《安阳县金石录》中有明确的记载。出土和发现于丰乐镇西门豹祠汉代碑刻残石共有四种:如《子游残碑》、《刘君残碑》、《元孙残碑》、《正直残碑》等。其中《刘君残碑》载有“岁在辛酉三月十五”的碑刻纪年。据考“东汉辛酉凡三见,明帝水平四年、安帝建光元年、灵帝光和四年。明帝太远,疑在安帝、灵帝时也”。东汉安帝建光元年为公元121年, 灵帝光和四年则为公元181年,这说明丰乐镇西门豹祠至少在曹操去世100多年或近50年前就巳存在。2007年11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阳西门豹祠西偏南附近的安丰乡固岸墓地,经考古发掘出战国、两汉、魏晋和隋代等时期的墓葬430多座。这说明战国和汉代之后,有不少人死后被葬在今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一带地方,在当时人们对治邺贤令西门豹就巳非常崇拜,死后以能葬在西门豹祠傍边而为荣。曹操的属下能臣田豫就岀于这种考虑,求其妻将其死后也葬于此。《三国志·魏书·田豫传》注引《魏略》:田豫“(将)会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于西门豹祠边。妻之难之,言:西门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边乎?(田)豫言:豹所履行与我敌等耳,使死而有灵,必与我善。妻子从之。汝南闻其死也,悲之,既为画像,又就为立碑铭。”出土和发现于丰乐镇西门豹祠汉代碑刻残石,显然原来也是当时西门豹祠附近的墓碑,后被就近用于西门豹祠的修建之物。据清代武虚谷《安阳县金石录》记载,其中有些汉代的碑刻残石就是从“西门君庙壖田间”[20]找寻到的。现《子游残碑》和《正直残碑》被中国文字博物馆收藏,遗憾的是,这两块汉碑残石在展厅中并未说明和介绍其出土于丰乐镇西门豹祠的任何有关历史信息。出土于丰乐镇西门豹祠的汉碑残石后来辗转存藏于滑县博物馆,但并非出土于滑县,另外两块在丰乐镇西门豹祠出土的汉碑残石据说现存于天津等地。“豹祠四残碑”是佐证丰乐镇西门豹祠年代与曹操高陵墓地方位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些出土和发现于丰乐镇西门豹祠的汉时碑石,进一步证明魏武帝曹操陵墓位置,就在今丰乐镇西门豹祠之西边高地上的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

古人有个风俗,为标明墓葬的位置,往往以墓葬附近的名人墓及其他重要建筑作为标志或参照物,写入墓志铭中,来记载死者墓葬的位置。到了北齐时期,西门豹祠以西地方和附近还是不少高官贵臣的墓葬地。北齐《龙骧将军杜达墓志铭》记载到:杜达“以大齐天保十年(公元560年)三月廿二日,春秋八十有六,薨于邺城之西,乡闾动惋,闻者懔懔。即其年四月三日,窆于豹寺西四五里,其地爽垲,四望坦荡。高陵崇栢,无异九原。”这块墓志说的“豹寺”指的是西门豹祠,又称豹祠,有的又错写为豹祀,位在河南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村东,而“高陵”指的就是曹操墓。北齐《杜达墓志》在刻石上将“高陵”写为“高堎”,此字部首“阝”与“土”,可以相互通假借用,例如“陔”字,亦通假“垓”字,中华书局和中华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字海》就载有“堎”字,即是陵墓的“陵”字,这与后赵《鲁潜墓志》中“魏武帝陵”写为“魏武帝堎”一样,两字虽有不同,但在此处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指的都是曹操墓。墓志中 “垲”的字义是指此地是一大片鳞片状的土地表面,因极度干旱而形成的龟裂地表,这说明到了北齐时期西门豹祠之西的地方仍然为“瘠薄之地”,这与曹操《终令》所说的“瘠薄之地”完全相同。墓志载杜达86岁时离世,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安葬在西门豹祠之西“四五里”处,与曹操高陵也就是相距5公里的地方, 两处不算很远。 这方墓志记载的埋葬将军杜达的西门豹祠之西地方“四望坦荡,高陵崇栢”,是一片四方空旷的开阔高地,其地有曹操高陵和高大的柏树。王应麟《困学纪闻》说:“曹植拜先君(曹操)墓,与友人宴于松柏之下”。当时的丰乐镇西门豹祠以西这种“四望坦荡”的地形地貌,也符合曹操提出的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和《终令》中“广为兆域”的要求。[21]它进一步锁定和佐证了曹操“魏武陵”在安阳县安丰的史实。这方墓志记载的埋葬将军杜达的西门豹祠之西地方“其地爽垲,四望坦荡”是一片四方空旷的开阔高地。又载“高陵崇栢,无异九原”。此地有曹操高陵和高大的柏树。《杜达墓志》在此是以“九原”之典而比喻曹操高陵墓地之称。“九原”本是春秋时晋国卿大夫(国君之下)的陵墓所在地。乐史《太平寰宇记》卷47载:“九原,一名九京,晋大夫赵盾葬所。”赵盾(?—前601年),春秋中前期晋国卿大夫,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晋文公之后,担任执政,开始了对晋国长达20年的专权。赵盾历经三朝,举晋国之全力与楚国抗衡争霸,他同曹操一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雄才”。虽然我们还没能找到曹操《终令》与《遗令》两令所言西门豹祠直接证据,但根据以上论据综合论证分析,现在可以认定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即应是曹操《遗令》中之西门豹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魏文帝(曹丕)《述征赋》曰: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22] 郦道元认为,建安时期的曹丕所指此处“灵宇”,就是位于今天的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说可信,曹丕《述征赋》完全可以证明丰乐镇西门豹祠,就是建安时期的邺西豹祠,也就是曹操《终令》与《遗令》两令所言西门豹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后赵《西门豹祠殿基记》柱石与后赵《鲁潜墓志》石刻,两者可以相互佐证。《西门豹祠殿基记》时间为后赵建武六年(公元340年),而《鲁潜墓志》则是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两者都是后赵建武年间,《鲁潜墓志》所载“魏武帝陵”是在西高穴村之事,其时《西门豹祠殿基记》早于五年前已刻立在丰乐镇西门豹祠堂东头了,这说明《鲁潜墓志》中的“魏武帝陵”就在位于《西门豹祠殿基记》刻立在的丰乐镇西门豹祠之西岗上。更为重要的是,后赵《西门豹祠殿基记》刻铭:“赵建武六年,岁在庚子,秋八月庚寅,造西门豹祠殿基。”此与笔者收藏的宋人赵明诚《金石录》一书所载相同,可知这次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重修时间是在公元340年。又载,西门豹祠“上作回头殿屋三间,间长……一丈五尺。 用杂材五百卅七……四尺五寸,石夫高二尺,……山采石,筑基成殿,用功三百五万……。”这说明后赵建武六年是在西门豹祠原址“上作回头殿屋”之事,并非“造”整个西门豹祠,显然后赵之前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就已存在。因而,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才有这样明确的指向此祠是建安时期的西门豹祠:“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述征赋》曰: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北魏郦道元称丰乐镇西门豹祠为“赵建武中所修也”,而非所“造”。显然,这是后赵石虎时期之前所存在的西门豹祠原址是可信的。清代武虚谷《安阳县金石录》卷一,载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还曾存有石刻《邺祠柱刻秦象铭》,是前秦太子苻宏为其父苻坚、母苟氏所刋刻。《邺祠柱刻秦像铭》称:“大秦皇太子,仰为皇帝陛下暨中宫殿下,凿石彫金,作像一身,永资圣寿。”《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录三》载:“赵建武中(苻坚)祖洪从石季龙(石虎)徙邺,家于永贵里。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归而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23]因“西门豹祠有高禖之祥”而刻铭像于此处作为纪念。刊此《邺祠柱刻秦像铭》的时间大约是在前秦灭前燕占据邺地后所为,其年代应在公元370年以后而刻立。前秦苻宏所立《邺祠柱刻秦像铭》与后赵石虎时重修《西门豹祠殿基记》,也能互参印证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的悠久历史和其原址位置的真实性。

 

由于西门豹祠在历史上与曹操高陵方位的重要性,近来又看到有关书籍对西门豹祠与曹操高陵(西陵)的研究论点,笔者认为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还原。2010年6月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操墓真相》一书,从整体上说全书论证比较严密,内容也很充实,但在考述西门豹祠与曹操高陵问题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误错。该书称:“西门豹,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6)时任邺(今河南省安阳市区北18公里处)令,因治邺有方,深受人民爱戴,后人修祠建庙,以为祭祀。曹操在其《终令》中称‘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因而同邺城、鲁潜墓志等指正了曹操墓的相对位置。西门豹祠遗址,尽管众说纷纭,但今天漳河南岸107国道旁,河北磁县丰乐镇境内的西门豹祠的真实性得到考古学家确认。”丰乐镇西门豹祠的遗址在“今天漳河南岸107国道旁”,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接下来作者说“河北磁县丰乐镇境内的西门豹祠的真实性得到考古学家确认”则明显存在有问题,我们知道,丰乐镇是安丰乡的一个村庄,属于河南省安阳县,并非为河北省磁县所辖。多年来,有学者考证曹操墓时,就误认为曹操墓是在“河北磁县”,而《曹操墓真相》一书对此问题的论述,无疑将安阳西门豹祠和现在本来就对考古部门发掘的安阳西高穴曹操墓方位持有异议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普通读者带来误导作用。外地人并不太了解安阳本地西门豹祠环境情况,因而它在国内外广大读者中造成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大象出版社于2010年6月出版的《千古之谜曹操高陵》在论及河南省安阳县丰乐镇西门豹祠时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其云:‘(漳水)又东出山,过邺县西……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曹丕)《述征赋》曰: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字。’这个“残石柱”是郦道元、曹丕看到的‘石柱’、‘灵字’吗?”很显然,曹丕是东汉时期写的《述征赋》,他怎么能见到后赵人修建西门豹祠的殿基石柱刻呢?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时代,后赵“殿基石柱刻”在后,曹丕《述征赋》在前,曹丕是无法看到后人所刻石柱文字记载西门豹祠之事的。另外,还要指出该文误将曹丕“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最末两字,错为成“灵字”。曹丕《述征赋》中的“灵宇”指的就是他当时见到的东汉西门豹祠,而非后赵“祠东头石柱勒铭”的所谓石刻“灵字”之文。

在西门豹祠与曹操高陵方位探求问题上,还有一本2010年2月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墓前墓后说曹操》的书,竟称“今天的临漳、安阳一带,有大约十六七个西门豹祠。按照《三国志》的说法,曹操墓是在西门豹祠的西原上,但究竟是哪一座西门豹祠根本无法确定”。恕我直言,这“十六七个西门豹祠”在邺地是根本不存在的。今河南、河北在历史上有西门豹祠者,据考证除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外,河北临漳县仁寿村原有一座西门豹祠,该祠见于郎蔚之《隋图经》等书所载。此外,在河北临漳和河南安阳还有几处西门豹祠或与西门豹治邺有关的庙宇,此外,河北元城县也有一座西门豹祠,这些祠堂庙宇均建于明清之后,至今早已不存。所谓“邺地有西门豹祠十六七个”也不知根据何在。2010年6月还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颠覆曹操墓》一书的作者称:“笔者一个出自河北、在京工作的学者朋友说:西门豹祠有四个,除了前述丰乐镇西门豹祠外,还有临漳县仁寿村、临漳县城以及元城的西门豹祠。”作者在书中还说:“就在距离武城遗址约十里的河北临漳县丰罗镇漳河大桥南侧,在一处隆起的土台上立着一块宋代西门豹祠碑石,碑文描述这里曾经是一座西门豹祠。”文中丰罗镇,应为丰乐镇之误。上举此文。将丰乐镇说成是“河北临漳县丰乐镇”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如前述《曹操墓真相》一书将安阳西门豹祠误为是河北磁县西门豹祠一样,《颠覆曹操墓》此书又将安阳西门豹祠给人造成了似为河北临漳县境内所有的误解。此处漳河大桥南侧西门豹祠为安阳县丰乐镇村,而不是《颠覆曹操墓》一书所称的桥南丰乐镇西门豹祠是河北临漳县之地。近来有多部曹操墓的书籍出版,一本名为《三国大墓》的书籍也是由东方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在谈到西门豹祠时书中说“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征集到的西门豹勒石原出土地,就是在曹操墓发现的安阳市安丰乡境内,当时,是由在安丰乡打工的临漳时固村村民用拖拉机将石刻运回村的。”文中“西门豹勒石,”应为“西门豹祠勒石”才对,“西门豹”后掉了一个“祠”字,就变成为战国时代人西门豹勒石,其意也就不大相同了。

曹操一生精文擅武,是“文武兼备的一代英雄”,这也是2010年7月笔者为曹操高陵展示厅布展介绍撰写的一篇题目文章,后又被收入2015年出版的《曹操与高陵百图百解》中。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书》载:曹操“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人们对曹操墓问题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学界对曹操墓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在曹操高陵博物馆开建整修一新对外开放之时,笔者撰写发表此文,将近年来的思考再次对曹操高陵与邺西之西门豹祠方位进行探讨。曹操高陵(西陵)既是安阳的,也是临漳的,也是磁县的,它是这片古邺大地的。早在2007年1月6日《安阳日报》和之前召开的安阳文化兴市论坛上,我曾提出建立邺都文化学的设想,多年来,在不少学者的努力之下,包括三国曹魏文化在内的邺都文化学研究和影响有了很大的改观和进展,出现了ᅳ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加大对邺都文化学的学术研究和宣传力度,使人们多角度多层面地认识安阳、了解安阳,同时,对于河北临漳、武安、磁县、涉县等原彰德府所属地域的历史文化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安阳、临漳和磁县等地应加强合作,共同探索与发展邺都文化学,努力将内涵丰厚的邺都文化学研究推向ᅳ个新高度。当然,作为千古之谜的曹操高陵(西陵)需要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不少,随着考古证明、专家学者研究的深入以及新材料的进一步呈现,将会揭开更多的历史谜团。

 



[1]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M].长沙:岳麓书社,19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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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爱民. 曹操西陵在邺地问题的研究--兼析“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碑刻铭的真实性[J].文博,2010 (6):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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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马爱民.传统武术文化新探[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142-147.

[16]郦道元. 水经注[M].呼和浩特:远方文艺出版社, 2005.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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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郦道元. 水经注[M].呼和浩特:远方文艺出版社, 200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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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马爱民. 北齐《杜达墓志》等对佐证曹操高陵的史料价值[J].中原文物,2012(6):23-29.

[22]郦道元. 水经注[M].呼和浩特:远方文艺出版社, 2005.155.

[23]崔鸿著,汤球编.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录三[M].长沙:岳麓书社,1996.469.



资料来源:马爱民提供

收录时间:2023年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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