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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城欢宴”

—— 刘备从仁德与欺诈纠结中解脱的标志

谭良啸

 研究员，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曾任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成都永陵博物馆馆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诸葛亮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会顾问。

摘要：刘备应邀入蜀后与刘璋反目，斩其白水关守将后占据涪城，“于涪大会，置酒作乐”。宴乐中他与庞统发生口角冲撞（简称“涪城欢宴”）。这是“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一生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此事是“君臣俱失”，还是另有深意？对此古今学者曾有评说。其实，此事件是奉行仁德的刘备的一次放纵，是他在仁德与欺诈纠结中解脱的一个标志，并对他在入蜀初期的施政带来负面影响。

关键词：刘备  涪城欢宴  解脱仁德束缚

 刘备于建安十六年（211）领军进入益州，次年与益州牧刘璋反目，斩其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占据涪城（四川绵阳），剑指成都。史载，刘备“于涪大会，置酒作乐”[①]。据有涪城后，他召集将士，大摆酒宴，奏乐欢庆。宴乐中刘备与庞统发生了口角冲撞，成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以下简称“涪城欢宴”）。

纵观刘备的一生，由于他“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之前没有纵情作乐的记载，举办如此盛大的宴乐还是第一次。这“涪城欢宴”是他一生中表现突出、颇为放纵的一个事件，而君臣口角揭示出的是他从仁德与诈取纠结中解脱的心理，很有深意。本文试作分析。

一、奉行仁德的刘备对诈取益州陷入纠结

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得荆州四郡，下一步势力的发展必然指向益州。而益州牧刘璋，因难以对付汉中的张鲁而一筹莫展，在曹操又派出大将来攻汉中时，他深感恐慌，听从了属下张松、法正的建议，决意求助于刘备。法正得到刘璋的明确指令后，带上礼物、人马，再次去荆州正式请刘备入蜀抵御张鲁、曹军。法正传达了刘璋的邀请后，在私下则献策，表示与张松愿作为内应，助刘备趁机夺取益州，“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要，以成帝业”[②]。刘备心动了，但是迟迟未行动。

为什么呢？因为刘备陷于纠结之中。孙权也在此前曾提出与他共取益州，刘备当然不容许孙权染指，断然拒绝。于是孙权发兵欲强行去取益州，刘备立即派兵阻止，还发誓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③]。他以益州是同盟、同宗为借口，阻止了孙权。

信誓旦旦不会去夺取益州，言犹在耳，如今受人之邀却要趁机袭夺益州，这不是失信于天下、让自己丢脸吗？奉行仁德的原则，就不能诈取；所以刘备纠结，犹疑。

庞统看出来刘备的纠结，决定说服他。他首先强调：成就一统天下的霸业，荆州“难以得志”，必须“权借”益州。史载：“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于是，刘备坦然道出了他的行事原则和不愿“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的纠结和忧虑。他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刘备一直凭借仁德、信义赢得人心；现在他不愿背信弃义以欺诈手段夺取益州，违背自己行事处人的原则。这是在取益州问题上刘备第一次陷入仁德与诈取的纠结中。

对这番迂腐理论，庞统从义利的辩证关系为刘备解惑。他说：“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④]庞统指出：在这弱肉强食的纷争时代，凡事应因时因势而变通，不能死守一种道理。从古至今，弱小、昏暗的人主被兼并、攻取，概莫例外。用武力夺取后赐之以丰厚的爵禄，就不会有负于信义。如果犹豫不决，益州将为他人所有。刘备被说服了。

建安十六年（211），刘备领兵西上益州。沿途蜀中官员热情接待，提供一切必需品，刘备“入境如归”。达到涪城时，刘璋立即从成都赶来接风洗尘，天天宴席款待。作为内应的张松、法正希望刘备“于会所袭（刘）璋”，夺取益州；庞统也同时献策：“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刘璋的盛情、大方让刘备不忍重演“鸿门宴”，拒绝了他们的献策，说：“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⑤]。心中的仁德信义让刘备无法放手施行欺诈去袭夺益州，他又一次纠结于仁德与诈取中。

二刘欢宴百余日后，刘璋返回成都，临行资助刘备一批军资、士卒；而“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张）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⑥]。奉行仁德的刘备到葭萌（四川昭化）后，没有去讨伐张鲁，而是在下功夫树立仁德形象，收买人心。“厚树恩德，以收众心”是需要时间的，不觉一年过去了。于是庞统不得已再次献策，要刘备决断。他说：“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沉吟不去，将致大因，不可久矣。”[⑦]庞统提出上中下三策：暗中派精兵偷袭成都，可以一举而定，这是上策；称荆州有急而假作归形，诱捕杨怀、高沛后进兵成都，这是中策；退还白帝，出动荆州兵力慢慢攻打益州，这是下策。

刘备没有选择上策，因为他认为偷袭夺取，非仁德之举；也没有选择下策，因为遥遥无期的攻打，不符合事业的发展；而是采用了中策。为什么呢？因为这比较符合刘备的心态。学者梁满仓指出：“他采纳庞统的中策，就是要向刘璋公开宣战！”[⑧]既是公开宣战，就摆脱了仁德观念的束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夺取益州。中策为刘备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可以不再纠结于仁德与诈取中。但是，公开宣战需要一个借口。

建安十七年（212），孙权在曹操出兵攻打时向刘备求救，刘备找到借口。他“从璋求万兵及资实，欲以东行”。刘备入蜀一年多好吃好喝，不攻打张鲁就回军，还开口要求援助军资、士卒，刘璋甚为不满，对所要求的军资、士卒都减半提供。于是刘备煽动将士，作宣战动员。史载：“备为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恡于赏功，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⑨]将士被激怒了。张松不知其意，以为刘备要撤退，立即写信劝说，被他哥哥告发，刘璋将张松斩首，并“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通先主”。刘备大怒，完全有了攻打刘璋的理由。于是按照庞统的中策，他诱杀了杨怀、高沛，攻下涪城。然后打败刘璋派来的援兵，收降了李严等人，控制了涪城以北地区。

二、刘备诈取获胜后的得意忘形  

据有了涪城，成都在望。刘备十分高兴，于是大摆酒宴、奏乐，庆功。宴乐中，他与庞统发生了不愉快的口角冲撞。

 刘备“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庞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⑩]

欢宴中刘备喜不自禁，对庞统说，今日真是快乐啊！庞统却回答：伐人之国而以为欢乐，不是仁者之举吧！刘备已有醉意，听到后大怒，驳斥庞统并叫他退席。庞统退出后不久，刘备后悔，又将庞统请回。庞统回到座位，也不道歉，泰然饮食依旧。刘备忍不住问，刚才我们谁有错？庞统说都有过失。刘备哈哈大笑，宴乐照样进行，君臣将士尽兴酒肉欢乐。

这就是“涪城欢宴”事件。对这一事件历代多有评论，切入角度也不同。《三国志》注引了两位史家的评论。一位是习鑿齿，他说刘备“负信违情”，袭夺刘璋的益州，指责其“何乐之有”？称赞庞统能“众中匡其失”，而刘备能“纳胜而无执”，认为这是君臣贤良，“达乎大体”。另一位史家裴松认为，刘备“由诡道”袭刘璋，应该有愧而不该“欢情”“称乐”，庞统直率指出其非是对的；何况他还自比武王无愧色，这就更不对了[11]。

当代学者方北辰先生指出：“刘备一贯注意在‘仁德’和‘信义’上功夫”，这次在夺取益州中他也十分注意遵循“仁德”“信义”的原则，而庞统这句“非仁者之兵”，“不偏不倚，正好戳中刘备的痛处”，所以有醉意的刘备勃然大怒，逐出庞统。而不久他又悔悟，派人请回庞统，不追究事情的是非，赏识庞统真言无隐的性格[12]。

张作耀先生说：“刘备酒后吐真言，彻底揭开了自己的伪善面纱”。而“庞统不愿他过于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因而说了“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刘备已醉，未能理解庞统的用意，所以发怒。之后悔悟，二人心照不宣，宴乐如初[13]。

梁满仓先生认为：“刘备拘泥于信义宽仁，几次丧失了速取益州的机会，对此，庞统早就看在眼里。他认为，若不让刘备早些从信义宽仁等观念束缚中解脱出来，对以后的攻取益州将会造成不利影响。如今这个宴会，正是帮助刘备改变观念的机会。”于是，说了“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这番话。醉醺醺的刘备听了大怒，予以反驳，并叫庞统离开。庞统退席后不久，刘备觉得自己过分，又把庞统请了回来。

而关于“君臣俱失”，梁满仓先生则有更精辟深入的分析。他说：“庞统的过失是用仁义的标准衡量‘伐人之国而以为欢’的行为。……刘备的过失是既要袭夺益州之实，又要信义宽仁之名。听了庞统的话，刘备大笑，‘宴乐如初’。刘备的笑，是对庞统苦心的意会，是对庞统批评的接受，是从信义观念束缚中的解脱。宴乐如初，说明刘备对自己取蜀行为符合信义与否已经不在乎了。”[14]

的确，解读“涪城欢宴”事件，看到刘备终于从仁德与诈取的纠结中解脱出来，这是他逾越仁德、信义后的一次放纵。

三、 摆脱仁德束缚后刘备据蜀后的放纵

“涪城欢宴”是刘备从仁德与诈取的纠结中解脱出来的一次放纵，而这放纵，在攻取成都、得到益州后也有充分的体现。

刘璋开城投降，“先主迁璋于南郡公安，尽还其财物及故佩振威将军”[15]。刘璋投降后，刘备把他安置在荆州的大本营公安（湖北公安），把家产全部还给他，让他依旧为振威将军，以示仁德。然后心安理得，高高兴兴自领益州牧。

刘备之前也曾几次为州牧，不过开始任的徐州牧是陶谦礼让的，以后为豫州牧是曹操举荐的，为荆州牧是群下推荐的，而现在所任的益州牧则是自己凭本事挣来的，这让刘备当得理直气壮，踌躇志满。前几次他为州牧的地区均遭受战乱，残破不堪；而今益州殷富，天府之土，其富庶令他眼界打开。于是，摆脱仁德束缚的刘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放纵，入城之初的几件举措就是明证。

其一，兑现诺言，放纵将士抢劫府库。“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16]

刘备在雒城（四川广汉）遭遇到刘璋部下的顽强抵抗，庞统战死，为了鼓励将士，他答应攻取成都后“府库百物”可以任意拿取。于是将士们入城后，纷纷放下手中的兵器，争先恐后，直奔府库，竞取宝物；有的土豪大户也不免受到洗劫。那些身背手提各种宝物的将士，犹如一群匪兵，招摇过市，士民的惊恐可以想象。成都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

其二，大飨士卒，大赐将士。史称：“蜀中富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分赐的具体情况是：“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17]

蜀中的富饶让刘备兴奋不已，他大摆酒席、犒劳所有将士。将士们吃肉喝酒大快朵颐的盛况已无从得知，而论功行赏的财物则记载得清楚可以计算。仅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等四人所得到之金为二千斤，银四千斤，钱二万万，锦四千匹；还有数十上百将领的赏赐则无法统计。这是多大一笔财富啊！可以说蜀中财富遭到一次空前的掠夺。

其三，更有甚者，有人“欲以成都中房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赐诸将”。财富激发了人的贪婪，刘备的手下有人提出将蜀中士民的房屋田园拿来瓜分了。这简直就是强盗行为了。幸亏被赵云反对阻止了。赵云说：“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18]刘备听从了，没有再乱来。

府库被将士洗劫，国库被赏赐掏空，“军用不足，（刘）备甚忧之”。国库空虚，造成军用严重不足，刘备深感忧虑。于是采用刘巴的建议“鋳直百钱”，发行大面额的钱币，来解决问题。社会动乱，通货膨胀，受到伤害的是蜀中士民百姓。这哪里有仁德之君、仁德之师的模样。与他早期在平原（山东平原）施仁政，得人心，“外御寇难，内丰财施”[19]的作为相比，判若两人。没有了仁德信念的刘备暴露出他草寇的习性。“涪城欢宴”事件后，摆脱仁德、信义束缚的放纵，给刘备的施政和形象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不过，刘备很快就醒悟，收回自己的放纵，因为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思想观念，几十年奉行的待人行事原则，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抛弃、改变。他采取了一系列安定民心、稳定局势的措施，回到巩固政权、扩大势力的轨道上。而摆脱仁德束缚的刘备最终也回归了，这从他临终给儿子刘禅留下的遗嘱中得到证实。

四、临死前刘备贤德原则的再现

蜀汉章武三年（223）4月，刘备在白帝城（重庆奉节）托孤于孔明后，给太子刘禅下了一道遗诏。遗诏中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两句话，让人读到刘备临死前的人生感悟，看到仁德信念的回归。

史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20]

有学者分析指出：刘备在病卧白帝城永安宫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在回忆总结自己的一生，从一个贩履织席的市井草民，无资产和社会背景，仅凭借侠义正直，仁爱厚道，重感情讲道义，躬行仁德，成就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业绩，除了得到几分释然、几分欣慰泰然面对死亡外，还把得到的成功经验、人生感悟在遗嘱中向刘禅述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遗嘱里这两句直白而极富哲理的话，他认为是自己角逐天下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21]  

在弱肉强食的汉末三国，仁德遭遇到严重挑战，刘备则奉行仁德信义，努力恪守这一原则。在事业发展与仁德冲突时他曾纠结、犹豫，也曾一度迷失，弃仁德而行欺诈去获取利益。“涪城欢宴”事件就是他摆脱仁德束缚的重要标志。然而临死前要求儿子去恶行善，惟贤惟德，让人们看到仁德依然在他心中。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梁满仓.论刘备入蜀过程中的自我逾越﹝A﹞，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C﹞,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2011。

﹝3﹞方北辰：刘备：“常败”的英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张作耀：刘备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张祎 谭良啸：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临终给儿子的遗嘱解读﹝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5﹝4﹞，11——14。

注释

[①]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5页。

[②]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7页。

[③]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卷三十二，注引《献帝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80页。

[④]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5页。

[⑤]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5页。

[⑥]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81页。

[⑦]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5页。

[⑧] 梁满仓：《论刘备入蜀过程中的自我逾越》，《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⑨]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卷三十二，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82页。

[⑩]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6页。

[11]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卷三十七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6页。

[12] 方北辰：《刘备：“常败”的英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53---156页。

[13] 张作耀：《刘备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8页。

[14] 梁满仓：《论刘备入蜀过程中的自我逾越》，《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15、16页。

[15]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0页。

[16]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卷三十九，注引《零陵先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 83页。

[17]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43页。

[18]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卷三十六，赵云《云别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0页。

[19]【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卷三十二注引《魏书》，873页，中华书局，1959年。

[20]【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卷三十二注引《诸葛亮集》，891页，中华书局，1959年。

[21] 张祎 谭良啸：《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临终给儿子的遗嘱解读》，《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11——14页。

 资料来源：谭良啸提供

收录时间：2023年0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