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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可 ‖ 《三国史研究》前言


《三国史研究》前言

张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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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三国史研究》论文集,初版于198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研究三国史的个人专集,了却了我上大学时的一桩心愿。1959年,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人为的替曹操翻案的运动,当年全国报刊都卷进了这场学术讨论中。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报刊发表三国史论文153篇,其中146篇都是讨论曹操的,十之七八为曹操鸣不平,这是很不寻常的。1960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曹操论集》,选刊了37篇论文,囊括了许多学界的名流。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与翦伯赞两位学界泰斗发起的,自然来头不小,影响深远。不过争论的当年,我正在就读高中,无心也无能力顾及,可以说是漠不关心。1961年,我上了北京大学,学习中国通史,自然要接触这一问题。奇怪的是,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年学子却没有一个赞同翻案者的高论。大家热情很高,于是开展了一次大学生的学术讨论。初版前言开场一段回顾了这场讨论,不妨引录如下,以见出版这本集子的因由。初版前言如是说:“我研究三国史的契机,要追溯到二十多年一次大学生学术讨论会。时间是在1962年仲夏的一天下午,地点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楼第三十二号楼的四楼上,参加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第1961级古典文献专业班全班同学,人数二十余人。当时,我是这个班的成员,中国通史课的课代表。当这门课程讲到汉末魏晋之时,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学生学术讨论会,同学们都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认真准备。我们讨论的议题是对学术界替曹操翻案的问题展开研讨。1960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曹操论集》,有不少同学都找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有的还搬出了《三国志》和《后汉书》翻查原始资料。我们当时都还十分稚嫩,也有点初生牛犊之气,敢于非难时贤。在讨论中谁都不否认曹操统一北方、削平群雄的伟大功绩,但谁也弄不明白像曹操这样一个极端奸险诈伪的权谋家,为什么在翻案发起者的文章中变成了古代人民的解放者!在‘文革’的十年风暴中有一句口号:‘愈是清官愈要批判。’这是否是历史对这场替奸臣揭去奸臣帽子的翻案运动所作的总结或惩罚,留待未来的历史家去作定论罢。今天回顾这件往事,说明了六十年代的青年精英对于时代的思考。我个人则从此逐渐养成了对争鸣问题的再思三思的习惯,并由此而引发对三国史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于是有今天的这样一个成果。”

 曹操是一个伟大的双重性历史人物。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是一篇良史笔下的恢宏大传,充分肯定了曹操的成就,同时也不隐讳他的过恶,用两句话概括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的一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这种两面性。学术界历来是正面肯定曹操的,而在舞台上,以及民间故事中则基本是引曹操为鉴,抨击奸险诈伪。可以说曹操在人民心目中做了反面教员,这也是他咎由自取。既然是自己写下的历史,又是人民定下的警世艺术形象,又有何案可翻?至于各种历史教科书,没有一本书是否定曹操的,更是无案可翻。可是为什么像郭沫若、翦伯赞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却煞有介事要替曹操翻案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历史学家可以写出各式各样的历史,但历史的真实却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谁想要颠倒历史,谁就要失去他自己的分量。六十年代的那场大学生学术讨论会,虽然没有留下音响,但对于参加讨论的人却是一次思想解放,这对每个人后来的生活道路都是很有教益的。如果说“文革”伊始,我们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得益于这次学术讨论的。回想当年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时发愿研究一番三国史,于是后来就有了这样一个成果。

 这次重新推出,论集收录论文二十六篇,附录五章。附录二,关于三国时期的考古与文物,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谭良啸应邀提供的。附录三与附录四,是复旦大学博士后司马朝军提供的。司马朝军在其恩师吴金华教授指导下为2002年10月《三国志》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了《(1978—2001)三国史及〈三国志〉研究论文目录》,以及计量分析的文章,这对于进一步开展三国史研究有极大的帮助。我征得司马朝军的同意,将他整理的信息资料附录在本论集之后,以飨读者,为了配合三国史研究的述评,我作了技术改编,制成编码索引,并将论著部分作了分类。司马朝军又补充1978年以前的论文目录,我又补充了数百条目录,去其重复方才成为目前这个样子。对于司马朝军的无私奉献,以及他的导师吴金华教授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

张大可 

    2011年5月


     资料来源:三国史研究  张大可著  商务印书馆  2013年5月

收录时间:2024年1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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