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耕堂刊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序言

  陈翔华

   三国故事源远流长，历来诸多文学艺术家及民间伎艺人等都曾陆续不断地进行再创作，在宋元时期城乡的讲唱书场和表演舞台上俱已发出熠熠之光彩。到元末明初，杰出作家罗贯中独具匠心，擘划经营，在极其繁芜的前代艺术素材基础上，参订史事，采摭传说，成功地编撰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巨构《三国志演义》。

  《醉耕堂刊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罗贯中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5月版。

   罗贯中书出，时人辗转争相传抄。但是，在流转过程中，又往往再次反复整理和修饰，或变更其分卷结构，或増删其情节、细节及文字，于是在明代便已出现诸多版本。今所知见者约达三十种。

   清代初年，毛宗岗重新加以修改和批评。毛宗岗所评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乃是《三国志演义》版本史和批评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自此，毛本遂替代了罗贯中原书及其他诸明刊本，成为三百多年来最为风行的读物。直到近年，整理出版的《三国志演义》文本乃至改编他类视听艺术的作品，也还往往以之为底本。

1

   毛宗岗（一六三二—一七〇九后），字序始，号孑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的生活年代，可据毛氏所写一篇题跋的自叙来确认。清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春，宗岗应其弟子蒋深之请，为同里前辈乡宦蒋灿（号雉园）的会试朱卷及遗墨而作《雉园公戊辰朱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毛跋说：“岁辛卯，先生延馆先君子俾冢孙云九世兄受业焉；于是予从先君子后，常得谒先生……予屡以拙艺请政，辄蒙嘉许。时予方弱冠耳，而今忽忽已老矣。”

   据此而知，毛宗岗在“岁辛卯”随受聘为蒋府塾师的乃父面谒蒋灿而获之“嘉许”，这一年他正“方弱冠”二十岁。查清稿本《娄关蒋氏本支録》（清蒋祖芬辑）载：蒋灿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卒于清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而在明崇祯末年便“退归田里，闭门著书”。

   按宗岗之进谒在蒋灿“退归田里”间，可见其“岁辛卯”当是清顺治八年（一六五一）。由此上推二十年，乃知毛宗岗生于明崇祯五年（一六三二）。至于卒年，无疑在作《题跋》这年的春后或至其后，即清康熙四十八年的春后或其后不久，有年至少七十八岁（参见拙作《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

苏文绘毛宗岗像

   毛宗岗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儒家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毛纶字德音，失明后更号声山。毛纶疑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或稍前年间［一］。有文名，浮云客子称许“其锦心绣肠，久为文坛推重”（《第七才子书序》）。曾受聘坐馆课徒，弟子中有后为候选知县的蒋之逵（字云九，一六三六—一六八四）等。

   瞽目失视后，同辈深惜之学富家贫，感叹其“两字饥寒一腐儒，空将万卷付嗟吁”（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二）。清文学家尤侗（一六一八—一七〇四）还说：“毛子以斐然之才，不得志于时，又不幸以目疾废，仅乃阖门著书”，“寓笔削于传奇之末”（《第七才子书序》）。

   此前曾评罗贯中《通俗三国志》，子宗岗也参与其事，却为人所窃据。继而又评高则诚《琵琶记》，“口授儿曹，使从旁笔记之，更使稍加参较”（毛纶自序）而成《第七才子书》行于世。

《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

   在《第七才子书》的成书整个过程中，毛宗岗不仅笔録盲父对《琵琶记》评论的全部口述并加校定，还时时对乃父之评而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或对父说之意味犹未尽处则“畅言之”，或对父所“未发之旨而増补之”。他还自撰《参论》五千言，附于《第七才子书》之《前贤评语》后。宗岗始终参与乃父评论《琵琶记》的工作，从其实际作用看，可以算得上是第二作者，尽管并没有联署。凡此，实乃也是他后来评改《三国志演义》之在学术上的预期演练。

   毛宗岗参加过科试，获得好名次。据《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清钱国祥辑）卷一载：“顺治八年辛卯（一六五一）李宗师科试”共録取长洲县诸生四十人，毛宗岗列于第三名。按是科试官为监察御史李嵩阳（河南封邱人）。

   毛宗岗也曾在“吴中望族”蒋府担当过西宾。弟子蒋深（一六六八—一七三七），字树存，号绣谷、苏斋等。为蒋灿曾孙、友蒋铭三子（后出为嗣），宗岗称之“乐安佳士”（按“乐安”乃苏州蒋氏之郡望），关系比较密切。

   蒋深工诗能书画，以参与纂修《书画谱》等，特授余庆知县，官至朔州知州。有《绣谷诗钞》《黔南竹枝词》《雁门余草》《鸿泥轩集》等。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收其诗五首，评曰：“（绣谷）诗亦时露警句，名场中交重之。”与查慎行诸名流有交。

   在毛宗岗的思想和学术道路上，许些师友对他产生过较为重要的影响。除乃父毛纶外，还有“志在《春秋》，举冠麟经”的前明乡宦而身后入乡贤祠的理学家蒋灿（一五九三—一六六一），乃师浮云客子（据李正学等考此人为理学家彭珑），大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一六〇八—一六六一），《古文汇钞》编纂者蒋铭（一六三五—一六六九），历史小说《隋唐演义》及《坚瓠集》编撰者褚人获（一六三五—）等。

 清刻本《四大奇书第一种》

   毛宗岗的著述，除《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志演义》评改本）外，今见多为散篇。计分三类。

  （一）理论批评：《参论》十四则，载清刊本《第七才子书》（毛声山评《琵琶记》）。

  （二）杂文与散文：《孑庵杂録》存七篇，其中《朋友不通财》《司帑有识》二篇载清刊本褚人获《坚瓠广集》，《僧道乞诗》《王贵学别子诗》二篇载《坚瓠补集》，《秦桧日受铁鞭》一篇载《坚瓠秘集》，《孝道明王》《陈学究》二篇载《坚瓠余集》。按《孑庵杂録》疑当为宗岗所著单行本。

   又有《坚瓠九集》《序言》（载清四雪草堂刊本该集卷首），《戒角篇》（载《坚瓠集》十集卷一），《猫弹鼠文》（载《坚瓠补集》卷一），《雉园公戊辰朱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载清抄本《娄关蒋氏本支録》中册），《题金豫音小像》（载清刊本《金氏重修家谱》卷七），《天干地支谜》四则（载《坚瓠续集》卷一）。

   （三）诗词：《庚申元旦宜振堂介五十寿》七律二首（载清刊本《金氏重修家谱》卷八），《西江月·咏鲞鹤》（载《坚瓠补集》卷二），《西江月·咏茧鹤》（载《坚瓠补集》卷二），《临江仙·自叹》（载《坚瓠补集》卷五），《白苹香》（载《坚瓠补集》卷六），《美女灯谜》（载《坚瓠补集》卷四）。

  《坚瓠集》

   以上著述中的某些文字，如祝寿诗赞之类却被加载名家族谱等书，说明毛宗岗之作受到时人的重视。

  2

  毛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下略称毛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四大奇书第一种》乃是其最早之刊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小说类加以着録。

  中国国家图书馆（下略称国图）所藏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半叶八行二十四字，四周单边。存封面、序、凡例、总目、人物图、读三国志法。是书诸回首叶或末叶的板心下方，刻有“醉耕堂/藏板”五字或“醉耕堂”三字，乃为金陵书坊醉耕堂刊行［二］，故可称之清醉耕堂刊本。

  这部刊本与后来广泛通行之诸毛评本相比较，有几点很可值得注意之处。

  第一， 此书的刊行是毛宗岗本人还在世之时，为最早的刊本。卷首有李渔（一六一一—一六八〇）序，末题：“康熙岁次己未十有二月，李渔笠翁氏题于吴山之层园”。“康熙岁次己未”，即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

  这部清康熙十八年序刊本问世之时，毛宗岗四十八岁，而他三十年后纔离世，是为其生前刊出的重要著作且自当十分关切。

  而后来通行的毛评本却将李渔原序稍加修改而称作“金圣叹”序，末题“时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按“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即清顺治元年农历十二月初一（一六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金圣叹批点绣像第一才子书》

   这一年还是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自缢死，九月清顺治帝自沈阳至北京，然而五月间明福王朱由崧已在南京即帝位而建立南明王朝（定明年年号为弘光）；次年五月清兵下南京后，贝勒博洛乃奉命率师“徇苏州、松江、嘉兴等地，至杭州”（周沆稿本《满洲编年纪要》）。在清兵占领南京以前，苏州等南明统治区正继续奉行明朝正朔而不可能使用清之年号。

   可见，题清“顺治岁次甲申”的所谓“金圣叹序”，仅就撰写时间这一点而言，也不难看出其伪造的马脚。再说毛宗岗此年纔十三岁，怎么便已能批改“三国”出书呢！

   第二， 书名是“四大奇书第一种”而不作“第一才子书”。清醉耕堂刊本各卷端与卷首总目俱题“四大奇书第一种”（板心亦俱如此），封面作“古本三国志”（右上）“四大奇书/第一种”（大字两行）。这纔是毛宗岗还在世时的书名。按先前明冯梦龙（一五七四—一六四六）已有称许小说《三国》《水浒》《西游》与《金瓶梅》为“四大奇书”之说，其后李渔承之而亦以毛评本为“四大奇书第一种”（见李渔《四大奇书第一种序》）。可见，毛评本的原书名为“四大奇书第一种”无疑。

《〈三国志演义〉史话》，陈翔华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6月版。

   在《三国志演义》刊行史上，最早称“第一才子书”的是李渔自成之评阅本。李渔在为毛评本《四大奇书第一种》作序之后不久，草率而成新评本，其两衡堂刊本封面题名：“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这是刊本书名正式称“第一才子书”之始。

   李氏评阅本尽管以插图精美著称，但是其文本及批评文字并无特色，甚逊于毛评本。于是，后人便将“第一才子书”之书名取自李氏而冠于毛评本。

   有清一代，毛评本始见之原书名为“四大奇书第一种”，毛氏身后却曾在同一刊本上并存“四大奇书第一种”与“第一才子书” 两个书名，到最后则只题“第一才子书”而其原名反为人们所罕知了。

   第三， 主撰及撰述参与者。清醉耕堂刊本署名涉及毛宗岗、杭永年、毛纶三人。先说卷端所题“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杭永年“评定”，或偶作“校评”“评选”）。

   从题署方面来看，毛宗岗无疑是此书的第一作者或主撰人，而杭永年也当曾在成书或刊板过程中参与其事，或做过某些批评文字的酌选和校定工作。果真如此的话，这部书仍然无妨称之“毛评本”。再说封面上栏和总目次行又题“声山别集”四字。

   毛纶在清康熙初年所评《琵琶记》成书之际，曾自谓“前岁得读其原本（即指罗贯中《通俗三国志》）”，爰以批评，“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但是“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毛纶《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

   后来，毛宗岗秉承乃父遗愿，在以往批评基础上重新对《三国志演义》进行整理与评点而成新着《四大奇书第一种》。宗岗既承父愿，此书中亦当存乃父某些学术成果，故出书时便在封面与总目处加署“声山别集”。

《醉耕堂刊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

   至于身处杭州的李渔听其婿沈因伯自金陵来 “索序”，乃以是书为“声山所评”，实因未及详察其间曾遭人“窃”据而后毛宗岗又重新撰作之故也。但到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曲江廖燕（一六四四—一七〇五）游吴门而撰《金圣叹先生传》，说：“先生没，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安、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着，至今学者称焉。”（见清抄本《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四。按“没”当作“殁”，“而安”当作“而庵”即徐増）

   文学家廖燕在这里指出：效法金圣叹“评书”者有毛宗岗诸人为“最着”，而宗岗排名又居于位首（按廖燕排名非据年辈，如排第二的徐而庵却比宗岗大二十一岁）；宗岗之“所评”书名是文虽未直接说出，其实乃众所周知，就是指十多年前刊行而一直风传于世的《四大奇书第一种》。

   廖燕在苏州进行访问和实地考察的结果，与先前李渔“声山所评”的说法不同，这部“长洲毛序始”之“所评书”《四大奇书第一种》不仅得到当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而且还为“学者称焉”。尽管毛宗岗曾经得益于乃父，但是他的主撰地位是不容动摇的。

《二十七松堂集》

   后来随着是书之名被偷换为《第一才子书》，所题署的参与者名録也有所异同。今取拙藏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常熟珍艺堂重刊本《第一才子书》（下称清珍艺堂刊本）为例，以之与清醉耕堂刊本相比较。可以看到：

   其一，清珍艺堂刊本《第一才子书》虽然保留了醉耕堂刊本原题署参与者的三人名録，但是其中毛声山、杭永年名字出现的频率很低（只在总目端题上显示“声山别集”“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各一次，而醉耕堂刊本题“声山别集”还见于封面共计二次，署 “杭永年”“评定”字样还见于各卷端共达六十一次）。

   此二人之名虽保留，但予以弱化的处理。至于“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在珍艺堂刊本中凡见六十一次（在总目次行及各卷端），与醉耕堂刊本出现之数相等。仅从两种刊本的题署来看，毛宗岗在这部批评著述中具有的地位一直很突出。

   其二，最重要的区别还在是否存有“圣叹外书”的题署。醉耕堂刊本不见“圣叹外书”四字，而珍艺堂刊本同其他《第一才子书》一样，除伪造首序作者为“金人瑞圣叹氏”外，还在总目次行上方和各卷端俱题“圣叹外书”。

   其实金圣叹既对《三国志演义》评价非常低，并没有也不会将之列入“才子书”（参见拙作《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尽管他与毛宗岗有过交往，宗岗也师法过金批《水浒》，但是金氏并不是这部书的参与者。“圣叹外书”云云，实乃后人的伪托。

《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五种》

  综前所见，最早的毛氏评改本《三国志演义》，是毛宗岗本人还在世时的清康熙十八年序刊本。这部由金陵醉耕堂刊刻的原本书名为《四大奇书第一种》，主撰者毛宗岗。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乃秉承其父毛纶（声山）之遗愿，所著述间亦当存有乃父的学术成果。吴门杭永年也曾参与其事。

  但是，金圣叹并没有参与毛评本的工作，至于所谓“第一才子书”的书名以及“金圣叹题”序、署“圣叹外书”等等俱系后来的伪托。

3

  对于小说《三国志演义》，毛宗岗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有两个方面：改定文本和加以评说。

在文本的整理和修改上，毛氏尤其关注儒家理念在小说作品中的贯彻。其《读三国志法》（下略称《读法》）的开端，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以作为观察此书的首要问题。

《四大奇书第一种》

  罗贯中《三国志演义》的思想倾向于褒刘贬曹，也基本上是以蜀汉为正统的，只是尚有未完全尽然之处。于是毛氏“折中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读法》）。“紫阳《纲目》”即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所著《资治通鉴纲目》，一反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以正统予蜀汉。毛氏对这部小说的评改，以理学家朱熹所说为准则，进一步突出帝蜀的正统思想。

  譬如在曹丕、刘备相继称帝的三处文字描写中，毛宗岗做了重要的修改。今姑且以通常认为刊刻得早的明嘉靖元年序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与之相比较，可见其异同。

例一， 反对君位禅让行为而删减华歆等人逼迫汉献帝禅位的某些言词。

《三国志演义》写汉献帝拒绝相国华歆等威逼之“效尧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禅与魏王”时，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卷十六《废献帝曹丕篡汉》接着还写道：“华歆又曰：‘陛下差矣。昔日三皇五帝以德相让，无德让有德也。三皇次后，各传子孙……春秋强霸，各相吞并，有福者居之。后并入秦，方归于汉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非陛下祖公公传继天下，宜早退之，不可久疑，迟则生变矣。’”

   华歆这里强调，上古帝王“无德让有德”，今汉室江山“非陛下祖公公传继天下，宜早退之”，反正统的思想十分突出。毛本第八十回则将“华歆又曰”“宜早退之（位）”等等说词统统删除，这些重要修改既没有改变华歆诸人的奸逆形象，却又大大冲淡了明嘉靖元年序刊本的某些文字不能尽合儒家礼制观念之色彩。

   按毛宗岗在此回回首评明确地说，三代以后，“学舜禹之受禅则非”。他指出“若夫受禅之举，一学之而谬者有王莽，再学之而谬者有曹丕”云云，明确反对效法上古君位禅让的行为。

《三国志演义纵论》

   例二， 谴责曹魏取代汉室举动，改曹后怒骂汉献帝而为斥责其兄曹丕等人。

   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卷十六《废献帝曹丕篡汉》写献帝泣告“汝兄欲篡汉室”时，曹后听而大怒曰：“汝言吾兄为篡国之贼，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籍小辈，尚且劫夺秦朝天下。吾父扫清海内，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为帝。汝即位三十余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

   这里写献帝妻曹后完全站在曹魏家族立场而公然支持取代汉室的行动。但是，毛本第八十回则改为曹后怒其兄，斥之曰：“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

   当见曹洪等带剑入宫逼迫，她又大骂：“俱是汝等乱贼，希图富贵，共造逆谋。吾父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按毛本还有夹评称赞云：“曹后深明大义，不是女生向外。”“比孙夫人之叱吴将更为激烈，不意曹瞒老贼却有如此一位贤女。”）

  毛本极写曹后指责其兄“乱逆”“篡汉”而“痛哭”，于是她便从明本之蔑视汉帝而赞同其兄夺位的撒泼妇人形象乃一变为大义凛然的汉室正统维护者。

《诸葛亮形象史研究》

   例三， 强调诸葛亮之劝进是为续汉统、延汉祀。

  《三国志演义》写孔明劝汉中王即帝位的两番当面进言，毛本第八十回与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卷十六《汉中王成都称帝》语意的侧重点有所异同。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写孔明对刘备的第一番进言说：“曹丕竖子尚且自立，何况王上乃汉室之苗裔乎！”诸葛亮这里指曹丕为“竖子”，意思说这个小子尚自立为帝，而刘备作为汉家子孙更应具有称帝的资格。此语虽也有尊刘贬曹之意，但是毕竟难免于“何必相比并”（见《二刻英雄谱》第一百六十回旁批）之讥。

   然而，毛本第八十回便对诸葛亮的劝进语加以修饰作“曹丕篡汉自立，王上乃汉室苗裔，理合继统以延汉祀”。于是重点突出了刘备之称帝是为“继统以延汉祀”。

   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写孔明对刘备的第二番进言，说：“今主上所有文武官僚数百余员，皆欲主上为君，共图爵禄，光显祖宗。不想主公坚执不肯，多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着重指出蜀汉多官之欲拥主上（刘备）为君，是为“共图爵禄，光显祖宗”。

   但是，毛本则将如此文字加以改写，诸葛亮说：“目今曹丕篡位，汉祀将斩，文武官僚，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坚执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

   毛本虽然也写及众官可能会有“怨心”“必尽散”，但是他们拥奉刘备是由于“汉祀将斩”而要求“灭魏兴刘，共图功名”，这与嘉靖元年序刊本所写“共图爵禄，光显祖宗”颇有差别。不仅正文修改如此，毛宗岗还把原段目“汉中王成都称帝”改作政治倾向更加强烈的回目：“汉中正位续大统”，以突出刘备之被劝进称帝是完全合乎儒家礼制规范的“正位续大统”行为。

《四大奇书第一种》

在《四大奇书第一种》中，毛宗岗主要通过整理回目、増删细节、修改文辞、削除论赞、更换诗赋等，来突出宣扬帝蜀寇魏的正统观念以及古代君主制度下的宗法伦理道德，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要求。在叙事技巧、语言文字修饰等方面也都有显著的提高，増强了整部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4

  毛宗岗最突出的成就，还在于对小说《三国志演义》所做的理论批评。

  诸明刊本《三国志演义》从早期的注解到评点，曾经做过多种尝试性的评释工作，但还只是初步而不够成熟。直到毛宗岗纔通过《读三国志法》及回首评、夹批等方式，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批评。除了思想性的评述外，还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独到的重要见解。

  第一， 提出“一定”史事与“匠心”相结合的历史小说观。

清刊本《绣像第一才子书》诸葛亮绣像

   在《读法》中，毛宗岗既指出《三国志演义》与历史著作《史记》的区别，又认为与艺术创作《水浒传》也有很大的不同。他说：“（《水浒》）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所谓“一定之事”，即指历史上已发生而不能“改易”之事实依据。有无“一定”史实依据，是历史小说与其他创作小说（包括《水浒》）的区别。

   对《三国志演义》评价的分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对历史小说特点认识上的不一致。毛宗岗所师法的金圣叹虽已正确分别历史著作与艺术创作的界限，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因文生事”，但对特殊形态的《三国志演义》评价不高，而责之不能“因文生事”去“改易“一定之事”，说它“如官府传话奴才”一般（《读第五才子书法》）。

   民国间，胡适也有类似看法，认为这部小说“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三国志演义序》）。但是史学家章学诚则又从“实则概从其实”出发，指责《三国志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虚实“错杂”而“淆人”视听（《丙辰札记》）。其实，他们对历史小说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都缺乏真切的了解。

   在毛宗岗看来，《三国志演义》这部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所叙的虽是历史上的“一定之事”，但毕竟又还是作家运用艺术“匠心”再创作出来的小说。正因为如此，就不能以“实则概从其实”为准则来衡量。

   然而，《三国志演义》编撰者“匠心”的运作必须限于“一定之事”这个大范畴内，即只容许在史实基础上发其艺术创造的能动性，却不能像《水浒传》那样任意想象与虚构。其间的难度自然要更大些。毛宗岗关于历史小说的这些独到见解，是对小说批评发展史作出很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刘备画像

  第二， 构建《三国志演义》人物论。

   历史小说同其他叙事作品一样，成功的关键在于人物形象之塑造。毛宗岗对此深有认识。在《读法》中，他明确指出“人独贪看《三国志》者”是因为这部小说出色的人物描写。由此，他的批评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构建了自己的《三国志演义》人物论。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明确提出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三绝”典型性格。在所有的人物描写中，他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进而分析了诸葛亮形象的出处行为，认为“历稽载籍贤相林立，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分析关羽形象，认为“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又分析曹操形象，认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

关羽画像

   毛宗岗说，“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绝无者”，故能使人“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以《三国志演义》所描写的这三个典型性格为“三奇”“三绝”之说，是小说批评史上的一大创获，尽管难免有所偏颇，但是其影响十分深远。

   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所写的重要人物性格，认为既具有高度概括性，又有显著的个性特征。

   例如前面所说到的“奸绝”曹操，被描写成“有似乎忠”“似乎顺”“似乎宽”“似乎义”，具有前代王莽以至后来李林甫、韩侂胄等人的共同性格，是一个被集中概括起来的古今历史上的奸雄形象，然而又超越其中任何一人。

   与同时代的董卓相比较，他又说：“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必要结民心，奸雄必假行仁义……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第六回回首评）于是深入地揭示曹操之“奸雄”的最基本个性特征，在于其“欺天下”的“权诈”行为，而且至死不改。

   毛宗岗评说小说中的曹操遗命：“曹操平生无真，至死犹假，则分香卖履是也；临死无真，死后犹假，则疑冢七十二是也。”深刻地暴露其“真奸雄之尤”的面目（第七十八回回首评）。

   至于对其他重要人物的评说，也多类此。又如在对付曹军徐州守将车胄问题上，小说写刘备之“不欲”杀而关羽却已先杀之。毛宗岗指出：“英雄作事须要审势量力，性急不得。玄德深心人，故有此等算计，云长直心人，别无此等肚肠，两人同是豪杰，却各自一样性格。云长之不及玄德者在此，玄德之不及云长者亦在此。”（第二十一回回首评）

   既说刘备与关羽“同是豪杰”，又揭示他们的不同个性：一个是“深心人”，一个是“直心人”。再如第三十五回回首评比较了关羽、张飞与赵云的性格，指出：“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龙为人又极精细、极安顿。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写来真是好看。”毛宗岗关于 “一人有一人性格”的人物描写个性化的这些见解，是对叶昼、金圣叹的典型学说的丰富与发展。

剪纸关公

   毛宗岗在批评中，认为这部小说还善于刻划众多以其性格行为之专擅而夺人耳目的特色人物。例如有善于“行军用兵”的周瑜、陆逊、司马懿，有明于“料人料事”的郭嘉、程昱、荀彧、贾诩等，有“武功将略，迈等越伦”的张飞、赵云、黄忠、张辽、徐晃、徐盛、朱桓，有“冲锋陷阵，骁鋭莫当”的马超、许褚、典韦、张合、夏侯惇、黄盖、周泰、甘宁、太史慈等。又有姜维、邓艾的“智勇”，曹植、杨修的“颖捷”，诸葛恪、钟会的“早慧”，司马徽的“知贤”，孔融的“忤奸”，祢衡的“斥恶”，吉平的“骂贼”等等。这些人物的性格与行为，也都给读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三国志演义》中灿若群星的人物形象，毛宗岗认为乃来自三国时代人才“大都会”。他说“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各色人物群，“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辐辏于三国之一时”。《三国》编撰者正是从这个时代的“人才一大都会”出发，“入邓林而选名材，游玄圃而见积玉”。因此，据之而描写出来的种种人物形象的光彩，则能使“吾于《三国》有观止之叹矣”（《读法》）。

《三国演义》年画

   第三， 关于艺术结构论。

   结构问题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问题。毛宗岗对此非常重视，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一些新见解。

   毛宗岗提出，《三国志演义》具有艺术结构完美的整体统一性问题。首先从叙事的分合角度来看，他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因为“《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而“分则文短而易工”；《三国》则不然，合各传而“总成一篇”，“合则文长而难好也”（《读法》）。

   他还说，《三国》优胜于其他诸多小说。历史小说《列国志》“因国多事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意指其各段分说而未能联络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三国志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志》之上”。

   《三国》结构，也比《水浒传》《西游记》好。众所周知，《水浒传》是各自独立故事（如武十回、宋十回）的联缀，带有纪传体的痕迹。至于《西游记》其间缺乏贯串，如金圣叹所说的“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读第五才子书法》）。

   毛宗岗关于《三国志演义》艺术结构完美统一的见解得到后人的赞同。清谢鸿申在《答周同甫书》中也谈《三国》的结构胜过《水浒》《列国志》诸书，说：“愚谓《水浒》非《三国》匹也。”

《东池草堂尺牍》

   又说：“《三国》人才既多，事迹更杂，且真迹十居八九，如一团乱丝，既不能寸寸斩断，复不能处处添设，若自首至尾有条不紊，固极难矣，而又各各描摹，能不遗漏，似觉更难。乃作者好整以暇，安置妥帖，令人不觉事迹之繁多，而但觉头绪之清楚，以《列国志》较之，优劣自见矣。”（《东池草堂尺牍》卷一）

   洪秋蕃赞许《红楼梦》组织结构严谨而以与《三国志演义》相并比，说：“《红楼》妙处，又莫如穿插之妙。全传百余人，琐事百余件，其中穿插斗笋，如无缝天衣，组织之工，可与《三国志演义》并驾”（《红楼梦抉隐》）。

   对于《三国志演义》的结构布局，毛宗岗在《读法》中说：“《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所谓“总起总结”，即指小说所写的总体结构：“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终之以晋国”。就是说，全书不直接以三国事为其始末，而起于汉末止于晋初。

   所谓“六起六结”，是指小说所写故事的布局内容有六条线索，即其一叙献帝则以董卓废立为起而以曹丕篡夺为结，其二叙西蜀则以成都称帝为起而以绵竹出降为结，其三叙刘关张三人则以桃园结义为起而以白帝托孤为结，其四叙诸葛亮则以三顾草庐为起而以六出祁山为结，其五叙魏国则以黄初改元为起而以司马受禅为结，其六叙东吴则以孙坚匿玺为起而以孙皓衔璧为结。

   《毛宗岗批评〈三国志演义〉研究》，仙石知子著，汲古书院2017年12月版。

   他指出：“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毛宗岗还深刻地指出，艺术结构方法来源于作家对客观世界的洞识。他说：“观天地古今自然之文，可以悟作文者结构之法矣。”（第九十二回回首评）

   第四， 关于艺术表现方法论问题。

   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的艺术表现方法，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与批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尽管有些批评曾经借鉴前人（包括金圣叹）的见解，但是他加以综合和融化之后，则带有自己的鲜明的理论色彩。

   毛宗岗在批评中，较为科学地总结出《三国志演义》叙事十二法（见《读法》）。其中不无前人未所道及的新见。例如论说叙事十二法之“补锦”“匀锦”法时，他指出：“《三国》一书有添丝补锦、移针匀锦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缺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沓拖，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増绚染。此史家妙品也。”

   变更时间顺序而进行穿插，以求得叙事文字在结构上的均衡与匀称，文字既“不沓拖”而叙事又“无遗漏”，氛围既“不寂寞”而却能更“増绚染”。这些是金圣叹未所论及的。

   对于这部小说艺术描写的分析具体而细腻，其批评时出精到之论。

  诸葛亮刻石

   例如《三国志演义》所写诸葛亮之将要出场，毛宗岗认为编撰者的艺术表现是用虚笔而先声夺人。第三十五回回首评说道：“将有南阳诸葛庐，先有南漳水镜庄以引之，将有孔明为军师，先有单福以引之，而单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所写‘隐隐跃跃，如帘内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而令人心神恍惚，猜测不定。至于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墙闻环佩声，并半面亦不得见。用虚笔，真绝世妙文。’”

   至第三十六回回首评，又说：“徐庶往见而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难合。写来如海上仙山将近忽远。”

   第三十七回回首评还道：“此篇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澹，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

   毛宗岗的批评，将《三国志演义》所写诸葛亮正式登场前的文字表现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半面”不见，“如隔墙闻环佩声”；第二层是其人“如海上仙山将近忽远”；第三层是在“无处写”，虽仍未得一遇，却见到其居、其童、其友、其弟、其丈人，读者至此则对其人“领略过半”。诸葛亮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毛宗岗如此深刻地揭示编撰者以“虚笔”来渲染这个人物出场的艺术表现手法，评析十分细致而精当。

《三国演义》邮票

   此外，毛宗岗对于“用逆”（即对比）、“衬染”“数层出落”（即层层显现）、“历落参差”等等艺术手法，都有独到的精辟论述。这些不仅发原著的幽微，而且也极大地有助于提高读者的艺术鉴赏力。

   毛宗岗是十七世纪中国的一大小说批评家。他具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同时又有故国之思的民族情感；师法于金圣叹评书，而有精到的独自见解。他所改定的《三国志演义》（即《四大奇书第一种》）流传至今，一向受到读者的欢迎。他通过批评而建立起来的历史小说理论，填补了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一个空白。

陈翔华

二〇一八年六月改毕于望京东园

注释：

［一］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二《汪啸尹祝寿诗》条载汪啸尹祝毛宗岗父母六秩双寿诗，其第三首赞毛纶妻（即宗岗母）云：“荆布齑盐四十年，谁人知得孟光贤。至今还举齐眉案，辛苦终身实可怜。”宗岗父母同龄，至六十岁祝寿时已结婚四十年，可见他们是在二十岁成亲的。如若婚后次年（即二十一岁时）便产子，今知宗岗明崇祯五年（一六三二）生，那么其父母的生年则当在明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真若如此，当父母六秩双寿之时，再加上宗岗四十岁，毛家便是一门三庆，毛氏友朋对此不会缄口不言及。今既不见汪啸尹祝寿诗说及宗岗此年四十岁，而多记毛家事的“同学”好友褚人获也无一语。故此，应当排除毛纶明万历四十年生的可能性。今姑且假定毛纶二十二岁（婚后第三年）或稍后得宗岗，则其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或稍前。

［二］国图此藏本诸回之首叶AB面板心下刻有“醉耕堂/藏板”五字者，见第二十一回、第二十九回、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九回 三国故事源远流长，历来诸多文学艺术家及民间伎艺人等都曾陆续不断地进行再创作，在宋元时期城乡的讲唱书场和表演舞台上俱已发出熠熠之光彩。到元末明初，杰出作家罗贯中独具匠心，擘划经营，在极其繁芜的前代艺术素材基础上，参订史事，采摭传说，成功地编撰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巨构《三国志演义》

  资料来源：搜狐（历史）网

  原文链接：https://history.sohu.com/a/572835925_100098090

  收录时间：2024年11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