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
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张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内容摘要】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作为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注：其他三种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世说新语》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2～1183页；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第116～117页。)，就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而言，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1. 对裴注具体史事内容的考证性研究，如文字的校勘考订，词义训释，典故注释，史事补充及地理诠释等。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异峰突起，蔚为大观，形成裴注研究在该领域的全面高潮，其研究取向波及并影响了民国以来的裴注研究。代表成果有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卢弼《三国志集解》等。(注：关于这方面成果的综述，见杨耀坤《陈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4～203页及第144页注①。)
2. 对裴注的各种专题性研究，大致可分为三。
其一，对裴注所引书籍数目、种类与裴注所保存魏晋史料的研究。这一点，自钱大昕、赵翼以来一直是裴注研究者们瞩目的热点之一。其后学者如沈家本、王钟翰、陈垣、周国林、逮耀东、伍野春等(注：参见伍野春：《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8～250页；逮耀东《<三国志注>引用的魏晋史料》，见逯著《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94～412页。)，对此均有专门研究。但确如逯耀东先生所言，裴注“保存了大批的魏晋史料，只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1](P440，352)，这是裴松之当年注此书时所始料不及的，而且裴注的真正价值也不仅在于此。因为裴注所引的书籍，就其对裴注自身的研究而言，除了反映裴氏作此书时，史料采择的广泛程度和对当时三国史研究成果的吸收状况外，在整个裴注研究领域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何况诸学者从事该方面的研究，又多注重从古代典籍的辑佚、辨伪、考证等方面整理的角度考察，而不是裴注本身。
其二，对裴注撰著体例的评价与研究。这一点，自唐代史家刘知几以来，历代学者多有涉及，但仅是片言只语。1939年陈寅恪先生提出裴注是“合本子注”，其后，王钟翰先生《三国志裴注考证》、陈先生本人《徐高阮重刊洛阳伽兰记序》、逯耀东《<三国志注>与汉晋间经注的转变》诸文(注：陈文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3页；王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下)，1945年9月，第163～165页；逯文见《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14页。) ，对此都有系统论述。这在裴注研究的专题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其三，对裴注所表现的裴松之思想的研究，有柳诒徵《三国志注义例》等。其中，关于裴氏史学评论思想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有逯耀东《<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卢建荣《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等。(注：柳文，见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04～527页；逯、卢两文，均见许卓云等著《 中国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7～272，493～517页。)
3. 对裴注及裴松之本人的全面考察与综合研究。
这方面当首推杨翼骧先生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杨先生此文，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几乎照顾到了裴注的方方面面，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后之研究裴注者，无论其对杨先生的具体观点同意与否，都不能忽视此文。其后，张孟伦先生《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一文，对杨先生的部分观点提出质疑，使裴注在该领域的研究趋于深入。近年伍野春先生的《裴松之评传》可以说是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力作。伍著在杨、张诸文的基础上，扩展补充，对裴注中表现的裴松之的个人思想及史识、史法等，都有不少发明。尤其注意的是，伍氏研究裴注所引书籍，不仅用表格的形式列出书目，还统计了所引各书的次数[2](P256～259)，为以后裴注在此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此外，逯耀东先生对裴注的研究，还独辟蹊径，从史学独立与汉晋间经注转变对裴注的影响等角度，研究和考察裴注的出现及其在史学注释史上的地位，并进而论及裴注的注释方式对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影响，大大拓宽了裴注研究的领域，开辟了裴注研究的新天地。但由于逯氏认为裴注的学术渊源无法考证[1](P338)，使得其对上述诸问题的论证犹有待发之覆。这首先表现在对裴注学术渊源的考察，如果将其置于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分野)史，尤其是经注与史注的双重变奏中，便不难发现其学术史地位与学术渊源所在，即：当史学作为经学的附庸时，史注也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一、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前的史著撰述和史书注释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一度是以经学附庸的身份出现的。作为鲁国编年史的《春 秋》，位列五经之殿，自不待言。就是在汉代人的学术视野中，史学还是经学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点可以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显地看出：“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3](P3296)接着他引用董仲舒谈论孔子为什么作《春秋》的一段话，并论述他自己关于《春秋》《易》《诗》《书》《礼》《乐》六经各经功能的看法，并含蓄地指出，他这部《太史公书》(《史记》)是兼六经各经的功能而有之的，尤其是《春秋》“拨乱世反之正”[3](P3297～3300)的功能。因此在司马迁看来，他的这部《史记》更多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协厥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通经致用”的经学性著作，而不仅是“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西汉成、哀时，刘向、歆父子校理中秘藏书，并对当时的全国图书进行分类，在其编成的《别录》和《七略》中便将《史记》、《国语》、《世本》等史书附于“六艺略”的“春秋”家[4](《艺文志》)。东汉班固修《汉书》，对这种分类方式加以承袭，未作太大更改。而他本人自叙其作《汉书》意旨时，也透露出此书浓厚的经学色彩(意蕴)：“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旁贯五经，上下治通”。[4](P4271，4235)
另外，据逯耀东先生研究，直到东汉中期许慎《说文解字》成书时，“史”的定义与应用还保持着史的原始功能，偏重在文书方面，即手执书写工具会写字的人，史的独立观念，即具有后世历史意识之“史”还没有形成。[1](P32～36，51)这是史学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以经学附庸身份出现和《汉书·艺文志》不立史部的根本原因所在，与阮孝绪《七录》以来所认为的由于当时史著数量过少没有太大的关系。[1](P31～32)
清代学者钱大昭对经注与史注的区分，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5](P68)陈垣先生将其简括为“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6](p665)。执钱、陈所论“注史”的特点以视裴注以前的史注，就会发现一个近乎矛盾的现象，即这些史注大都以音义训诂为主，几乎全是“以明理为宗”的经注，而以“以达事为主”的史注则较为罕见，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但都不外音义、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7](P342)。考所以致此之由，就在于既然史学被视作经学的一部分，史学研究和史书注释，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经学研究和经书注释，这种经学研究视野下的史注研究，自然要遵循这些经注研究的各种规范，即以音义、训诂 、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为主，甚至在史学脱离经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后，史注仍难以突破经注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的一句话得到印证，它说：“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8](P992)考其所著录的《史记》、《汉书》的解释(即研究)著作，大都是音义注解，如《史记音义》(徐野民撰)，《史记音》(邹诞生撰)，《汉书音义》(韦昭撰)，《汉书音》(刘显撰)，《 汉书音训》(服虔撰)等等[8](P957)，这些注释与汉儒注经训诂名物几乎相同，并且这种史注还形成“家法”，并“相传”。这种注经范式视野下的注史，到唐初史家修《隋书·经籍志》时还得到他们的称颂、赞赏，而对更适合史学本身发展的新的史注体----裴松之《三国志注》，则仅著录而未置一词。
二、史学的独立和史学研究范式的初步确立
史学逐渐摆脱经学成为独立学科，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几个特点》一文，周先生从目录分类及史官制度等方面加以论述。见周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4～388页。)在目录分类上，这一过程始于西晋荀勖《晋中经新簿》，他将著录的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有史记、旧事等，这样史学便从经学附庸地位摆脱出来，开始成为与经学并立的一门学科。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把《史记》等列入乙部，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基本确立。(注：此后阮孝绪作《七录》将《纪传录》列为第二，仅次于《经典录》，见《隋书·经籍志一》，并参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史部之形成”一节，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7～11页。)到唐初史家修《隋书·经籍志》时，列经史子集四部，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仅次于经学的地位真正确立，并固定下来。
但是，这一过程异常地缓慢迂回。据逯耀东先生研究，史学脱离经学的附庸地位，始于东汉末年。这时，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被称为《史记》，而史记原来是对太史记录的普遍称呼，现在转变为对司马迁个人著作的尊称，这象征着史学打破经学的藩篱，迈出了走向独立的第一步。同时也说明，这时史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以往无组织、无系统、单纯文字记载范畴的记录之史，具有了后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1](P37～41，P255～256)
魏晋之时，出现了“三史”之称，其含义与唐以后特指某三种史书不同，它泛指一般的史学著作，与当时的五经或六经并称，若省略而言，就变成了“经史”。此后，“经史”并称的现象非常普遍，它标志着经史对立观念的形成。说明史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且还上升到和经学一样，成为专家之学，具有了教授对象的地位。然而，此时的史学虽然脱离了经学，却又与文学相结合，形成“文史”合称，这在两晋时已很普遍。不过，这时“文史”的含义与两汉时偏重于实际的文书工作不同，它不仅包含了文学和史学，还成为一般学术的代名词，即“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南史 》卷五九《王僧孺传》“史臣论曰”)[1](P41～48，P256～257)。
文史界限的划清，是在南朝梁时。萧统编《文选》，认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是“褒贬是非，记别异同”的，应该和文学著作加以区别(《文选·序》)，因此将史学著作摒弃于《文选》之外。就在此时，阮孝绪的《七录》撰成，《七录》列“记传录”“ 文集录”，区分史学和文学。这两种极不同类的著作，出现在同一个时代，却共同划清文史界限，正说明史学的完全独立。而此前的元嘉十五年，宋文帝设玄、儒、文、史四馆集徒教授，这四馆的设立，实际上是官方对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可。[1](P51～52，P257)
揆诸史注的前后变化，便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从学术分野上来说，在史学逐渐摆脱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史注也开始打破训诂名物等经注研究范式，探索更适合其本身特点的注释体例，进而形成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范式。
张孟伦先生说：“注释史书，到了晋朝，已由训诂分向各方向发展。”[9](p227)考诸史籍便会发现，实际上，西晋挚虞注释赵岐的《三辅决录》，便在注中“多举书中人物的字与籍贯仕历”；陈寿注杨戏的《季汉辅臣赞》，“杨戏和陈寿所作的小传，附于每人赞词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先开列四言赞词，然后注其人事迹”。[10](P408)这些，开始打破此前史注多是训诂名物的经注研究范式。而仔细考察魏晋以来的史学发展状况也会发现，不仅史书注释，史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史学研究方面，三国时蜀人谯周利用当时所存的古籍文献，纠正司马迁《史记》中的谬误(《晋书》卷八二《司马彪传》)[11](P77)，写成《古史考》，成为“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考史专著，也是第一部史料学专著”[12](P135)，创立了史考这种史学研究范式。干宝著《晋纪》 立有凡例，开创了历史编纂的新天地，并为其后史家竞相效仿。(注：如刘宋范晔《后汉书》、北齐魏收《魏书》、隋李百药《北齐书》等皆有序例，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 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4页)及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 籍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史学评论也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何琦《三国志评论》 、徐众《三国志评》[11](P120～121)等对某部史书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
就时间序列来说，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和史注打破此前的经注研究范式，二者是同步的。《晋中经新簿》成书于280～289年间[13](P41)，李充的《晋元帝书目》成书于322～350年间[13](P48)，而就现有史料来看，第一部打破史学训诂名物的经学研究典范并综合运用和吸收前人成果、初步建立史学研究典范的是东晋孙盛的《异同评》。据张孟伦先生研究，孙盛在此书中除训诂外，还综合运用了“补阙”、“惩妄”、“论辨”三种方法。而此前这三种方法只是分别地在某部著作中出现(注：“补阙”如西晋挚虞注赵岐《三辅决录》，“惩妄”如东晋徐广《史记音义》，“论辨”如谯周《古史考》、王涛《三国志评》等，参见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4～225页。)，孙盛则是“第一个首先综合多种方法，而集其大成的人”[9](P225～227)。孙盛的生活年代是302～373年[14](《孙盛传》)，即至迟在孙盛49岁时， 基本奠定史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晋元帝书目》已经修成。而孙盛《异同评》的成书则标志着史学研究基本摆脱经学研究的范式，初步形成其本身的研究范式。但这种研究范式真正确立的标志则是裴松之《三国志注》，因为孙盛的《异同评》并不是以史注形式出现的，而裴注则找到了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的载体——史注，它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学术 发展(分野)史上，继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独立学科后，史学研究范式也打破此前经学研究范式的藩篱，形成了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
三、裴注的出现及其学术渊源
裴注的出现是史学这门学科本身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可以从裴注的学术渊源上得到证明。逯耀东先生说：“关于裴松之的学术渊源无法考证。”[1](P338)其实， 如果案诸裴注本身，便不难发现其学术渊源之所在。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对此书的撰著意旨有概括的说明：“其寿所不载，事宜存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15](P1471)简单地说即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如果能考得这四种方法的学术渊源，裴注的学术渊源也就自然而明。那么，其学术渊源又是什么呢?
从直接渊源来说，首先是对魏晋以来史学研究和史书注释成果的承袭和总结，并集此方面研究之大成。
《四库提要》将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四类析为六端，其中有一端为“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正是对挚虞注《三辅决录》“多举书中人物的字与籍贯仕历”及常璩《华阳国志》“先开列四言赞词，然后注其事迹”体裁的继承与发展。裴注引《三辅决录》注共9条，引《华阳国志》19条。此外裴注中还引史学评论中的专著徐众《三国志评》共9条。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的四种方法有发凡起例作用，而裴注中便引立有凡例的干宝《晋纪》达25次。在裴松之以前已经综合运用补阙、惩妄、论辨三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于一书的是孙盛《异同评》，而孙盛对裴松之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考裴注引其《异同评》达12条，说明裴松之对此书是很熟悉的。除此书外，裴注还引用了孙盛另外的四部著作，分别为《魏氏春秋》(共引用55条)、《晋阳秋》(共引用21条)、《蜀世谱》、《魏世谱》至少一次。(注：以上数据参见伍野春：《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4～258页。)可见裴氏对孙盛的著作是非常了解的。又《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曹操)答 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15](P18)裴松之对此批评说：“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15](P19)他这句话，很明确地表明了他受孙盛的影响。“凡孙盛制书”，一个“凡”字说明裴松之对孙盛所有的著作有系统的掌握，甚至遣词用字也莫不推详之，所以他才说“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 ”，并且还“如此者非一”，更说明他对孙盛的著作沉潜很深，并且研究得很仔细。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注释体裁——集解。如何晏《论语集解》在引用他人注解时，便都标明了注者的姓名。[16](P112)这可能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引用他人著作时，不但标明了作者，还写明了所引之书。
就裴松之个人来说，他所以能在此时完成这部集魏晋以来在史书的内容、体例两方面之大成的著作，和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从客观条件上说，这与晋室南渡以后，南方图书资料的恢复和发展是分不开的。(注： 关于南朝政府藏书的恢复与发展情况，参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48～50页。)尤其是417年刘裕平定姚秦，从长安获得藏书4000余卷，这种以战争为形式的图书流通，使南方政权在短期内获得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图书资料，其中必然有其所没有的藏书和北方学者的新近著作。这为十多年后(元嘉五年，即428年)裴松之 撰写《三国志注》时充分利用北方藏书和北方学者三国史研究的成果，创造了条件。加上裴松之是受宋文帝之诏作注，因而在利用当时的政府、皇室及私人藏书方面，都较为便利。
从主观条件上来说，裴松之撰写《三国志注》时，在55岁左右(注：杨翼骧先生认为裴注的撰写，始于元嘉三年即426年，说见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2页；逯耀东先生认为最早不会始于元嘉四年，且是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的，说见《<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许卓云等著《中国历史论文集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7～262页；此处取逯氏说。)，这对于年寿80岁高龄的裴松之来说，正是其个人著述的黄金时期。加之他对此前的史书有过系统的研究，并形成带有索引性质的纪传体史书专科目录——《史目》，而且这部《史目》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百多年后的开皇年间，杨松珍曾续作此书，以至北宋初年依然存在，甚至有了北宋人的增订本。(注：张守节《史记正义》在《五帝本纪》下曾引《史目》 ，相关研究参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70～71页。)从后人对它的态度，可见此书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反映出裴松之个人对此前史书内容及体例方面的熟悉程度和研究深度。
从间接学术渊源来说，是史注在突破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
其一是以事解经。经学研究在先秦、秦汉之时，以事解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左传》解《春秋》便是用“以事注史”的方法。直到西汉初年，伏生口授经义，作《尚书大传》，其中叙事仍占八成。[9](P223)当史注突破其所隶属的经注，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时，以事解经的优势便凸显出来，加之有《左传》解《春秋 》这一成功先例的存在，使得这种研究模式成为首要的继承对象。而裴注在这方面的实践最为出色，《四库提要》称赞其注文“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 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17](P403～404)。可以说颇得《左传》解《春秋》之遗意 ，也是对《左传》“以事注史”传统的回归。《宋书》本传说他“学通《论语》、《毛诗》”，并且“博览坟籍”[18](《裴松之传》)，虽然没有明说他对《左传》有多大的研究，但从他批评孙盛“多用《左氏》以易旧文”来看，《左传》应该是他所“博览群籍”中的一种，并且还颇有研究，以至孙盛在写书时“用《左氏》以易旧文”便被他发现，并被指出“如此者非一”。而《左传》解《春秋》正是“以事注史”的典范。
其二是以义理解经。这种模式的典范是《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阐发微言大义。这一传统一直为经学家们所继承，直到东汉末年，遍注群经的郑玄，除却其在名物训诂等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外，据缪钺先生研究：“郑康成注经，多针对当时实情而为议论，应以史事与注对读，方合。”[19](P14)可见其在注经时个人情感的流露。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便融入了许多个人的情感，这一点前人已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注：参见柳诒徵《三国志注义例》，见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04～527页；逯耀东《<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卢建荣《 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均见许卓云等著《中国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第257～272，493～517页；伍野春《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287～302页。)他这种在注释中融入个人情感的作法，究竟是受《公羊》、《谷梁》 以义理解经的启发，还是欲撰“成一家之言”的专著而未就的残余?非起松之于地下，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在注中倾注个人情感的作法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裴注对后世的影响
裴注这种史注研究范式对后世史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南朝梁刘孝标《 世说新语注》对裴注的继承与发展，刘昭《后汉书注》“侧重于说明史事的异同，类似裴松之的《三国志注》”[20](“出版说明”)；更表现在裴注中“备异”“惩妄”及史注中融入个人情感对后世的影响上。尽管裴注作为史学研究范式标志的出现，并未被当世人意识到，甚至到盛唐的刘知几时仍用经注的研究范式来审视史注，将训诂、名物等以注经方式注史的裴、李、应、晋，训解《三史》”，称为“儒宗”，而将裴松之《三 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讥为“好事之子”(注：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 通释》卷五《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2页。刘知几对史著与史注，有严格的区分，并对史注存有极大的偏见，他说：“大抵传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第133页)。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苛责古人，因为朱维铮在1996年写《周予同经学史 论著选集》“增订版前言”时便说：“在十五年前，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传统典籍的校点注释，都不算‘论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没有走出史学尚未摆脱经学附庸地位时的学术视野。但从裴注在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刘知几此处论述的虚妄，和裴注作为史注研究范式标志的丰碑地位。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由于“备异”、“惩妄”两种方法的运用，使史注打破了经注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反过来对经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注的研究范式中，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就是“注(传)不破经”。这一点在杜预《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11](P9)即传无论是“先经”、“后经”还是“依经”、“错经”，但有一个前提总是不变的，即只能从正面解释经文，而不能怀疑否定经文。但“备异”、“惩 妄”则不同，所谓“备异”，是指“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 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所谓“惩妄”是指“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15](P1471)这样无论“备异”还是“惩妄”，与它所注释的文本便发生了冲突，“备异”将与其所注释文本的不同内容列出，直接动摇了所注释文本的权威性、一致性 ，引起人们对所注释文本的怀疑；“惩妄”则将矛头直指所注释的文本，对其所注释的文本加以否定、批判，这便大大拓宽了注释的范围和功用，为后世疑经、改经，发现伪经，在体例上创造了条件。
北宋刘敞撰《七经小传》，《四库提要》说他“好以己意改经”，并罗列出其所改的经文，如“《尚书》‘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烝也无戎’当作‘烝也无戍’，谓《周礼》‘诛以驭其过’当作‘诛以驭其祸 ’”，“《尚书·武成》一篇，考定先后，移其次序”。[17]（P270)。而所谓的传，刘知几说：“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可见，盛唐之时的刘知几在考察传与注名称的演变时，便发现在其所处时代所认为的中古之时，传就被名为“注”了，而且在刘知几那个时代的人看来“惟此二名，其归一揆”(注：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五 《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1页。又，关于“注”“传”名称的转变及历 代对“注”不同称谓的研究，可参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六“经解之名”条；张舜 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69页；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 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41～343页。)。传与注在盛唐时人的心目中就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了，更不用说北宋之时的刘敞了。因此，他的《七经小传》正是用“传”(即“注”)这种体裁来对原典经文加以怀疑。尽管只有三卷，但也是《七经》“注”的单行本。关于这一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学者阎若璩考订伪《古文尚书》的大作——《古文尚书疏证》，用的便是“注”(疏是为注作注释，即注的注，可以说也是一种注)这种体裁。尽管从具体内容来看，其体例先是写下一段论断，然后低一格，用按语的形式加以证明，而没有用写下经文再注疏的形式。但从其名称来看，正是对传世《古文尚书》进行的疏证的单行本，只不过没有将其散入《古文尚书》 各篇之下，合编为一书而已，何况此前也有注文与所注典籍分别单行的先例。(注：叶德辉说：“注疏皆别本单行，南宋而后，刻书者始合注疏于一本。”(《书林清话》卷六)另，段玉裁《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241～242页)对此均有研究。)
在注中融入浓厚的个人情感，在后世看来，似乎更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它成为志士仁人表达民族气节、个人情操的一种体裁。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说就在此时，南北朝时融有个人情怀的史注获得了时代新生。
宋末元初，胡三省用注《资治通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气节和个人情操，对此陈垣先生曾颇有感慨地说：“《通鉴注》成书后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至于他的爱国思想和治学精神，很少有人注意。”[21](“内容提要”)援庵先生就是在日伪统治北京的黑暗境遇之下，对胡三省当年遭遇有一种同情的了解，方撰成《通鉴胡注表微》发其蕴涵。陈垣先生在回忆写此书的经历时说：“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21](P411)在陈垣阐发胡三省《通鉴注》所寓含的意蕴的同时，有的学者正用注释的形式，将自己的个人情感寓于对古人的评论之中，这便是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据周祖谟先生说：“作者注此书时，正当国家多难，剥久未复之际。”即日伪统治时期，“用意在于砥砺世节，明辨是非”[22](P3～4)。可以说，这正是史注的新生。
五、余论
当我们再次从学术分野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学术的发展时，就会发现一个近似规律性的现象，即经史关系的变化。周予同先生说：“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于经，而次于经，而等于经，以致现在的经附于史，有其一定的过程。”[23](P695)周先生此言确有见地，关于史由“附于经”到“次于经”的转化，可以从上文所论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看出。不但如此，在此期间，史注也同样经历了由经学视野下以注经方法注史的经注研究范式，逐步探索形成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史注研究范式的过程。
至于史学由“次于经”到“等于经”的学术发展则在明代中叶，这一点，可以从此时及此后学者们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中得到证明。王阳明说：“五经亦史。”王世贞曰：“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胡应麟云：“夏商以前，经即史也。”何良俊言：“史之于经，上古原先无分。”顾炎武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六经皆然。 ”(注：参见钱仲书《谈艺录》八六“六经皆史”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263～264页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第90页。) 这些都是那时的学者群体，关于史学上升至与经学同等地位的认识。尽管在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中，经学仍处于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但在学术界内部，学者们却发出了经史平等的共同心声。
伴随着史学上升至与经学平等的地位，史学研究的方法也逐渐渗透到经学研究中，为经学研究者们所采用。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了清康熙间学者阎若璩的一则故事，最能反映这一情况。“昆山徐乾学问曰：‘于史有徵矣，于经亦有徵乎?’若璩曰：‘案《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 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殁，子张尚存，见于《孟子》，子张殁 ，而曾子方丧母，则孔子时曾子母在可知。《记》所载《曾子问》一片正其亲在时也。 ’乾学叹服。”[24](P9)。阎若璩这种“于经亦有徵”的治经方法正是史学研究中的考证法。至于徐乾学“于史有徵矣，于经亦有徵乎”的问语，也表达了他本人想用史学考证方法来治经的心愿和企图。而阎若璩用“于经亦有徵”的治经方法研治《尚书》的大作——《古文尚书疏证》，其学术价值与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更不待言。
“经附于史”的过程明显地表现在晚清民国以来，学术界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 发现和重新解释上。尽管章氏提出“六经皆史”说时，有其个人“通史致用”的深意(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实斋”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及浙东史学的学术背景。[23](P716～725)但晚清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学人在解读这一学说时，却并不作如是观，而是将六经视为历史，周予同先生在1936年甚至明确主张“六经皆史料”之说，并号召“以治史的方法以治经” [23](P622)。20世纪40年代，胡朴安先生就是受章氏此说的启发，撰写了《周易古史观 》，证明“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25](“自序一”，P7)他说：“六经皆史，章实斋尚是一句空言，必如是实实在在证佐出来，与人共见，始得与人共信也。”[25](P13)经学地位急剧下降到这样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当然与戊戌维新以来的科举改革，清末新政中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等政治改革和“五·四”以来各种社会思潮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有关。但考之中国学术发展的分野变化，也会发现经学地位渐趋下降，逐步成为史学附庸的发展轨迹。钱穆先生曾考察过晚清道、咸以来经今文诸儒的治学方法，他说：“治经终 不能不通史”；“龚定庵、魏默深为先起大师，此两人亦既就史以论经矣。而康长素、 廖季平，其所持论益侵入历史范围。故旁通于史以治经，筚路蓝缕启山林者，其功绩正 当归之晚清今文诸师。”这正透露出晚清今文经师治经方法的变化，即“旁通于史”。 而他们判断经书及经书所载之事的真伪时，就考诸史书，把史作为判断和衡量的标准， 即“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26](P6)。这正是经学在学术发展中附属于史，成为史学附庸的表现。
仔细考察经学成为史学附庸后经学研究范式的变化，就会发现不仅经学研究被纳入史 学研究的视野之下，经注研究范式也成为史注研究范式的附庸。钱穆先生于1930年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可以说是史学研究视野下经学研究的代表作。而胡朴安先生的《周易古史观》则完全是用注释的形式出现的，就其注释内容来看，其所遵循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史注研究范式而不是经注，这是经注研究范式成为史注研究范式附庸的显例。不但如此，就连经学史的研究，也开始采用史注的研究范式。如周予同先生研究经学史，其成果就是用史注的形式注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并“通过注释，在实际上改变了原著的取向，将它由经学著作变成了历史著作，变成了具有经今文学倾向的中世纪中国经学史的著作”[23](P3)。
综观中国学术发展分野史，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当经史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其研究范式也随着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时间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发生序列(即先后顺序)却是相同的，即当经史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其研究范式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网站）--《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原文链接：http://cgrs.lib.whu.edu.cn/Qw/Paper/264759
收录时间：202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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