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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帝城托孤论析

 谭良啸

（该文刊于《看历史--三国文化》2023年10月号）

谭良啸，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摘要：文章就白帝城托孤所托付的内容，托孤的原因，在后世的影响和意义等方面一一论述分析，说明白帝城托孤体现了刘备与诸葛亮肝胆相照、毫无嫌隙的君臣关系；驳斥了是刘备心怀猜忌，试探诸葛亮的阴谋论；论述了在利益相争激烈且残酷的封建社会，仁君贤臣相互间以公心为念，以诚心相处的重要性；强调了白帝城托孤之所以受到赞美，追慕，甚至被效仿，是因为它有着启示、教诲后来的君臣相处的典范作用。

关键词：刘备　白帝城托孤　诸葛亮  君臣关系

白帝城托孤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公元223年四月，刘备在奉节白帝城病危之际，将国事和幼子托付于诸葛亮。这一事件体现了刘备与诸葛亮之间肝胆相照、毫无嫌隙的君臣关系，在古代堪称典范。但是有人却认为是刘备心怀猜忌，在试探诸葛亮，是一个阴谋。为什么会如此呢？本文就白帝城托孤所托付的内容，如此托孤的原因，在后世的影响和意义等等一一论述分析，以求清源正本。

一　白帝城托孤的史实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于孔明，史书的记载如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载曰：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1]

“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2]

　　常璩《华阳国志·刘先主志》的记载则简名扼要：

（章武）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于成都，诏亮省疾于永安。……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谓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对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太子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3]

白帝城托孤，是刘备向诸葛亮托付国事和幼子。他短短的几句话含义丰富：首先托付国事，肯定诸葛亮的才能超群，“君才十倍曹丕”；相信他“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定能完成兴复汉室大业；然后托付幼子，说“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给予诸葛亮在辅佐儿子时有充分处置的权利，表达了对他的绝对信任，；同时又遗诏儿子“事之如父”，摆正与诸葛亮的关系。

刘备给予的信任和权力令诸葛亮大为感动，他情不自禁泪流满面，以“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誓言，应承了托付；之后为践行这一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　对“君可自取”和“事之如父”的理解

白帝城托孤时，刘备对诸葛亮说“君可自取”，对儿子说“父事丞相”，这两句话诠释着白帝城托孤的内涵，应该如何理解呢？

对“君可自取”的理解，一般认为是“诸葛亮可取而代之”。基于此，有人赞赏说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有人批评说这是顾命时的乱礼之言。方北辰先生先后发表论文《刘备遗嘱“君可自取”句辨释》《刘备遗嘱再考察》进行论证，指出如此解释“君可自取”不妥。他在《三国志译注·诸葛亮传》中注解“自取”说：

“自取：自己选取（处置办法）。意指可以废黜刘禅另立皇子为君。通常理解为刘备要诸葛亮自立为皇帝，恐怕与情理不合。首先，蜀汉与曹魏之所以势不两立，就在于曹氏以臣代君篡夺皇权，如果要诸葛亮取代刘禅，则是又出一个曹丕，岂不与蜀汉奉行的政治原则完全矛盾？给予诸葛亮废立君主的权力，如同从前的霍光，也就算敬重信任到极点了。其次，取字理解为取而代之，不免有增加文字作训诂之嫌。而选取则是常用之义。”^[4]

之后，方北辰先生进而论述：

“刘备下达这道遗嘱的根本用意，是要在近期安定国家、远期完成大业的全局考虑之下，妥善解决诸葛亮具备治国之才而不具备治国之位，刘禅具备治国之位却又不具备治国之才，这一道两难的现实问题。解决的特殊办法，是君位与君权的暂时分离，君位归刘禅继承，君权归诸葛亮暂时代为执掌，从而发挥诸葛亮才能上的优势，而与君位与君权均由自己占有的曹丕相抗衡。这是面对生死存亡考验的严峻形势之下，必须采用的明智选择。”^[5]

方先生的理解、论述颇具说服力，是正确的。

著名学者朱大渭、梁满仓先生也提出类似的理解，说：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就给了诸葛亮更大的选择余地：如果刘禅扶不起，为了实现《隆中对》的最终目标，诸葛亮可以独揽大权，让刘禅处以虚位；也可以废黜刘禅，另选刘备其他子嗣。”^[6]

学者的论证指出，“君可自取”不是要诸葛亮取替代刘禅而为帝，而是指在刘禅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由诸葛亮选取处置办法，以完成兴复汉室的使命。这是给与诸葛亮绝对的信任和权力，因此不存在试探、考验之隐情。

托孤时刘备给儿子有两次“事之如父”的叮嘱。史载，刘备“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7]作为追加的诏敕，是刘备托孤遗言的重要部分，不应该被忽视。如何理解呢？

刘备给儿子的这诏敕，目的是明确和强调诸葛亮与自己、与儿子的关系。自三顾茅庐以来，刘备和诸葛亮二人立志匡扶汉室江山，关系既君臣又如兄弟，因此他要刘禅诸子信赖、敬重诸葛亮如父辈，对其全权施政治国不予干预。另一方面，这诏敕同时是说给蜀汉臣僚听的。由于有李严作为托孤的副手，因此必须明确和强调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的主导地位，以便他充分发挥才智，大胆辅佐刘禅，甚至可以权倾盖主，以完成“讨灭曹贼，复兴汉室”的重任。

“君可自取”的遗嘱和“父事丞相”诏敕，在之后的蜀汉政权中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史称：“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终诸葛亮一生，刘禅都是对他信任有加；蜀中臣僚对诸葛亮独揽大权也没有异议。做到了“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8]。

“君可自取”的遗嘱和“父事丞相”诏敕，彰显出刘备的公心，对诸葛亮的绝对信任和真情厚义；而孔明谨记嘱托，忠心辅佐，践行着自己的承诺。君托国托孤，一心一意；臣受托辅政，效死不渝，二人肝胆相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君臣托孤的美谈佳话。

三　白帝城托孤的史书称赞

白帝城托孤，是刘备与诸葛亮君臣永别之际的肝胆相照，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评论曰：

　　“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9]

陈寿说，刘备把整个国家和儿子托付给诸葛亮，而内心毫无别的想法，真诚地信任诸葛亮，这实在是君臣间最大的公心无私，是古往今来的美好典范。他对白帝城托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美。

东晋史学家常璩完全赞同陈寿的评论。在《华阳国志·刘先主传》评赞曰：

“及其寄死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陈子以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10]

东晋另一位史学家袁宏在《三国名臣赞》中也赞叹：

“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11]

袁宏说，刘备临终顾命相托，诸葛亮受遗任为丞相；刘备举国托孤毫无疑心，诸葛处之毫无愧惧；刘禅接纳毫无贰心，百姓信任毫无异议。君臣际遇能如此，实在是值得赞叹的啊！

托孤之君，受托之臣，被辅佐的新君，都真情相待，胸怀坦荡，从旧君臣到新君臣，在权力交接之际，国家安定，百姓无疑虑，这样和谐的君臣关系，的确值得称赞。

　　四　白帝城托孤被质疑

刘备与诸葛亮从207年的“三顾茅庐”“如鱼得水”，到223年的白帝城托孤“君可自取”“父事丞相”，长达十六年的时间为他们君臣际遇、相处打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后世有人却站在帝王权谋和人性险恶的角度，从“君可自取”的字面意思去揣测，提出质疑，进而引发出诸多“阴谋论”的论调。

东晋孙盛指责刘备托孤时对诸葛亮说的话不妥，说：

“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途。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闇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12]。

孙盛认为，刘备托孤时的话简直是违礼乱说。托孤应该坦诚，既然托孤于忠诚贤能之人，就没有必要说这些话。假如所托付的人非忠诚贤能，这些话不是就开启了让人篡位谋逆之路了吗？所以顾命不应该用狡黠和虚伪的言辞。幸好刘禅闇弱，没有猜忌的心性，而诸葛亮威武睿智，足以防卫各种异端，所以没有发生混乱。如果说刘备这样托孤是为了巩固权力，不是让人迷惑吗？

清代的《通鉴辑览》认为：

“昭烈于亮，平日以鱼水自喻，亮之忠贞岂不深知，受遗时何至作此猜疑语。三国人情以譎诈相尚，鄙哉！”^[13]

《通鉴辑览》又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因清高宗亲作御批而得名。该书评析历史，从中总结政治经验，对历代帝王和名臣几乎皆有所指摘。该书评论认为，刘备与诸葛亮既然有“鱼水自喻”，又深知诸葛亮的忠贞，托孤时他就不应该说这种猜疑的话。难道三国崇尚欺诈竟然到如此地步。

当今，对于白帝城托孤也有学者持“阴谋论”的观点。如《刘备传》一书认为：

“刘备的托国之辞，阴怀诡诈，其意甚明。他为了儿子保有天子之位，直陈要害，把诸葛亮逼到没有回旋的余地。这说明，他对诸葛亮怀有很大的疑虑。诸葛亮不能不惶恐发誓，表白自己决无二心，正如王夫之所说：‘斯言而入愚昧之心，公（诸葛亮）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其能无疑哉？’这就是诸葛亮涕泣而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刘备对待诸葛亮，远远不及孙权对待亮兄诸葛瑾之诚。”^[14]

还有人也认为，白帝城托孤“是对诸葛亮的考验”等^[15]。

不过，这种质疑刘备托孤诚意的看法，早就遭到批驳。如宋人胡寅说：

“呜呼，可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旷，磊磊落落。与孔明兼君臣、师友之契。三代以还，未见其比也夫！岂以欺诈相待，如市道之交乎？”^[16]

的确，白帝城托孤，不是刘备在玩弄权术，是基于他与诸葛亮君臣兼师友的关系，是他对诸葛亮的信任和情义所致，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次英明的抉择。

五　白帝城托孤的原因

白帝城托孤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是建立在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间长期形成的信任、情义的基础上的，是刘备儿子年龄、才智的状况等原因造成的。

1，当时的斗争局势使之然。

　　汉末三国托孤时言“自取”的事件并非刘备这一孤例。孙策临终时，以弟孙权托付于张昭说：“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17]又如，荆州牧刘表病笃，托孤于刘备说：“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后，卿便摄荆州。”^[18]而徐州牧陶谦临死前说得更直白：“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19]他命州人迎刘备，强使之成为一州之主，而没有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承袭州牧之职。

　　刘备亲身经历的陶谦和刘表的这两次托孤，都是因为在当时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自己的儿子无才能继承基业所致。在陶谦让州牧之位于刘备而他拒绝时，孔融要劝继位时曾说：“今日之事，百姓与能”^[20]。天下之天下，惟有能人、贤德者居之。这话应该深深铭刻在刘备的记忆中。

汉末三国时有的托孤者申言“君可自取”，是对当时激烈兼并战争中弱肉强食规律的清醒认识所致。要巩固自己打下的地盘，割据者必须成为强者。他们在临终时都会考虑，自己打出来的地盘，挣得的那份家业前途将如何？其中明智者作出了这种选择：如果自己的子弟是弱者，地盘将为对手夺去，就不如托付或让给亲近贤明的属僚，如此基业可以保住，子孙仍不失富贵。清人桂馥在《晚学集》中说，刘备的托孤是“自叹大业未就，又无克家之嗣，与其拱手以让敌，何如使能者制敌而有之之为快？此真英雄志士之大略，非庸庸者所能窥测也。”^[21]

的确，白帝城托孤是汉末三国的争斗形势使然，是明智的人主在当时条件下的明智之举。

2，刘禅才智平平，难堪大任。

刘备的长子刘禅，当时不满17周岁，其才智平平。《三国志》对其才智的记载甚明，古今认识较一致，不赘述。刘备对汉末三国弱肉强食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在激烈纷繁的争斗形势下，刘禅难以担当起保住基业、实现复兴汉室大业的重任。而诸葛亮的德才和君臣间的信任令他十分放心，因此他托付国事和幼子并申言“君可自取”。

３、诸葛亮的德才和君臣间的信义所致

白帝城托孤时，刘备和诸葛亮从相识到相知已有十六年（207——223），他对诸葛亮的品德、忠贞、才识，已经十分了解并认同，二人间已达到完全信赖的程度。对此古今之评论甚多。例如，裴松之认为：“观（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之分，谁能间之？”^[22]而诸葛亮受托后掷地有声的回答也令刘备放心、感动。

刘备撒手人寰可能带着遗憾，但是却很平静、坦然，因为他把未竟的事业和希望托付给了一个自己信赖的人，一个才德兼备的人，一个会用毕生精力去实现他们兴复汉室目标的人。史实证明了刘备托付完全正确。

六　白帝城托孤被效仿

白帝城托孤的君臣心神无贰，至诚至公，在后世不仅受到称赞，还被有的君主在临终托孤时所效仿，明确要顾命大臣以诸葛亮榜样。

1，简文帝效仿白帝城托孤，遗诏“依诸葛亮故事”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临终效仿刘备白帝城托孤，遗诏桓温“依诸葛亮故事”。《晋书·桓温传》载：

“温乃废帝（废黜司马奕）而立简文帝。诏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

（简文）帝崩，遗诏：“家国事一秉之于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23]。

简文帝继位、病重时都想到刘备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辅佐刘禅治国安民之事，于是诏大臣桓温“依诸葛亮故事”，希望他做一个忠心耿耿的辅臣。桓温是个文武奇才，功绩可称；然而晚年弄权，废帝立威，企图篡位。史书评论说，他“蓄无君之志”，“废主以立威，杀人以逞欲，曾弗知宝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24]范文澜先生指出:“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25]简文帝所托非人，桓温是一个野心家，他们二人怎么能比拟白帝城托孤的君臣关系。

２、北魏孝文帝临终效仿刘备、汉武帝托孤。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临终效仿白帝城托孤和汉武帝的托孤。《魏书·彭城王勰传》载曰：

“高祖曰：‘宗祏所赖，唯在于汝。诸葛孔明、霍子孟异姓受托，而况汝乎！’”^[26]

北魏孝文帝临终对彭城王勰曰：

“吾病益恶，殆必不起。虽摧破显达，而天下未定，嗣子幼弱，社稷所依，唯在于汝。霍子孟（霍光）、诸葛孔明以异姓受顾托，而况汝亲贤，可不勉之！’”。

孝文帝拓跋宏的弟弟彭城王元勰深得孝文帝信任。孝文帝临终，遗嘱托他辅佐年幼的元恪。元勰在辅佐宣武帝期间，忠心耿耿。但因他位高权重，遭到其他诸侯王的妒忌；又因不同意尚书令高肇侄女为皇后，受到馋毁。宣武帝不明察，竟被毒害。

关于元勰的冤死，《北史·彭城王勰传》评论曰：

“（彭城王）孝以为质，忠而树行，及夫在安处危之操，送往事居之节，周旦匪他之旨，霍光异姓之诚，事实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动俗，间言一入，卒不全生。乌呼!周成、汉昭亦未易遇也。”^[27]

孝文帝追慕汉武帝托孤霍光、刘备托孤诸葛亮的先例，要弟弟彭城王元勰顾命辅政。而彭城王没有遇到明君，被谗言离间，一个贤相竟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人生。史书感叹，周成王与周公、汉昭烈与诸葛亮，这样的明君与贤臣的关系是难遇到啊！

３、唐太宗托孤比附汉武帝、刘备。

唐太宗临死联想到汉武帝、刘备托孤的先例，于是召两位大臣来托孤，要他们如霍光、诸葛亮一样尽心辅政。据《新唐书·褚遂良传》载曰：

“帝寝疾，召遂良、长孙无忌曰：‘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忧。’因命遂良草诏。”^[28]

唐太宗病危托孤，当着太子的面，向同时受遗诏辅政的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将前代帝王托孤的两个事例告诉他们。一是汉武帝临死前将小儿子刘弗陵（汉昭帝）和整个汉室江山托付给霍光，要他做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一是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要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和辅佐儿子刘禅。唐太宗希望两人如霍光与诸葛亮，尽诚尽责辅政。这两位受托辅政的大臣的确是忠臣良相，在高宗李治继位后先后任宰相，执掌朝政。而高宗不是明君，他们因反对立武昭仪（武则天）为皇后，一个被贬屈死，一个被污自缢。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唐太宗李世民，他们在临终时都以刘备白帝城托孤为例。东晋简文帝托孤距白帝城托孤仅一百多年。如果白帝城托孤是君王阴怀诡诈的行为，他们会以之为先例去仿效？会以此来侮辱自己和顾命大臣吗？白帝城托孤能为以后的君王托孤时引为先例，说明是一件光明磊落的行为，是值得借鉴、称颂的事例。

不过，在这三例效仿白帝城托孤的事件中，东晋受托的桓温怀不臣之心，逼迫幼主，不能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北魏受托的元勰功高震主，受人离间，辅佐的又非明君，他未得到充分信任；唐代的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竟然横遭贬斥，屈死。虽然三位君王追慕白帝城托孤，而效果是：有的受托辅臣怀“无君之志”，有的受托大臣忠良而君不贤明。白帝城托孤刘备与诸葛亮君明臣良之际遇则难以复制。　

七　白帝城托孤的意义

我国古代社会“君尊臣卑”是君臣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基调，而白帝城托孤君臣至公至诚的关系，则是一个突破“君尊臣卑”的典型，成为是一个范例，影响深远。

君臣观念的产生是在我国先秦时期，那时君臣关系并不完全是“主仆”关系。

儒家主张，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为君难，为臣不易”（《论语·子路》）^[29]。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上》）^[30]。荀子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先王之道，则尧舜已”（《荀子·大略》）。从孔子、孟子、荀子的主张中可以看到，他们都把君与臣看做是治国、平天下的统一整体，各有其相应的权力、职责与义务，而君臣双方又都互相制衡约束，关系对等且相对平等。强调君臣为政务必要效法先代圣君贤臣。

法家则主张“尊君卑臣”。秦汉开始推行“尊君卑臣”之法。汉武帝施行“推恩令”，强化中央权利；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下，董仲舒又强化“君权神授”的理论，神化专制王权，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于是“君尊臣卑”逐渐成为了君臣之间的主流政治常态。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君尊臣卑”的关系常常受到冲击，因君臣贤愚不均等，会出现“君强臣强”“君弱臣强”等状况。如西汉初年臣强被杀，留下“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如西汉末年，“君弱臣强”，皇帝被废，权臣王莽自己建立新朝。汉末三国，权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献帝下“衣带密诏”欲诛杀之。他的儿子曹丕竟逼献帝下台自己称帝。君臣之间的争权夺利，相互算计，君臣关系甚至发展到势如水火。在这种背景下，白帝城托孤中的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就成为君臣关系中的一个亮点，凸显出不一般的意义。

白帝城托孤打破了“家天下”的传统，刘备把奋斗一生打下的江山托付给诸葛亮来执掌，“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贤”。因此刘备被赞为有尧舜“天下为公”之心。他以“君可自取”的遗言、要儿子“父事丞相”的嘱咐，摒弃“君尊臣卑”的传统，表达了对臣子诸葛亮的信任和尊重。而诸葛亮受托之后，悉心辅政，竭忠尽智，南征北伐，践行自己的承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儒家主张的和谐的君臣关系在此得到完美的诠释，令广大有识之士感慨不已，纷纷予以肯定、称赞。

唐代尚驰在《诸葛武侯庙碑铭并序》说：

“先主创业未半，中道而殁，遗诏邦家之事，大录于公，敕后主事公如父。至于职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昔周公赋《鸱鸮》之诗，成王启金藤之诰，此虽大同小异，托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苟非诚信结于人，格于神，移于物，则莫能至是。”^[31]

宋代郭大有的《武侯受遗命》赞曰：

“自古顾命，未有若季汉君臣者。昭烈之言，有尧舜揖逊之气象；孔明之对，有伊周笃棐之忠爱。其得人托孤之寄，得君委任之专，与日月争光可也。”^[32]

元人胡三省曰：“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之明白洞达者。”[33]

明代袁黄评论说：

“大哉！先主之君臣，非三代以下可望也。彼凭几之遗命，涕泣之披对，岂忧有不尽谅者邪！……夫先主有尧、舜之心之大焉，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诚焉，晚近何足以知之？”^[34]

宋代学者王柏说：“（玄德）临终数语，君子以汉祖、唐宗皆有愧色。……庸暗之禅，不足以了乃翁家事，岂不甚明。玄德既不能择贤宗以授国，则当公天下以为心，盍于精爽未各惫之时，播告天下，以行尧、舜之事，以孔明而代玄德，授受自可无愧，岂不卓越千古？”^[35]

学者吴玉莲认为:

“刘备对孔明的认知与信赖完全表达于遗言之中。刘备待臣下一本至诚，视其与关羽、张飞等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便可知他的宽仁弘毅，情深义重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于改变了他一生事业行径的孔明，临终当然托以重任。这一方面证明了刘备对孔明的全然信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以天下为重的大公无私。刘备欲以继续汉家天下的宏愿，虽未达到，却在此遗言中，透露了他的政治主张，能安国定大事者，始有天下，故明言‘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种为生民立命的情操，一如他的仁厚，终而大放异彩，而使其名垂千古。”^[36]

历代的仁君贤臣，仁人志士，思想家都试图淡化君臣间森严的尊卑关系，将君臣维持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下，使君臣能够认识到相互的重要性，能以公心为念，以诚心相处，实现明君良臣共创天下，共建太平盛世。然而封建社会的利益相争激烈且残酷，几千年来君臣间难觅白帝城托孤体现的刘备、诸葛亮君臣的相交相知。所以，白帝城托孤受到赞美，追慕，甚至被效仿，就是因为它有着启示、教诲后来的君臣相处关系的典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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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传》，张作耀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史传所见三国人物曹操刘备孙权之研究》，吴玉莲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注释

[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918页。

[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备传》卷三十二注引《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891页。

[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卷六，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540页。

[4]方北辰：《三国志译注·诸葛亮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852页。

[5]方北辰：《一个成都学者的精彩三国·正说诸葛亮接受刘备遗嘱之谜》，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第50页。

[6]朱大渭、梁满仓：《武侯春秋·梦断夷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384页。

[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卷三十二注引《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891页。

[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袁子》，中华书局，1959年，第934页。

[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备传》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89２页。

[10]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卷六，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540页。

[11]【三国】诸葛亮著：《诸葛亮集·附录》卷二，中华书局，2012年，第122页。

[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孙盛曰。中华书局，1959年，第918页。

[13]卢弼：《三国志集解·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中华书局，1982年，第760页。

[14] 张作耀著：《刘备传·第九章·病死白帝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8页。

[15] 蓝锡麟先生说：白帝城托孤“根本不是我们熟悉的千古忠义佳话，而是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权力斗争。”“刘备亲自导演的白帝城托孤，就是为了确保蜀汉政权在他死后不陷入争权夺利的混乱，让诸葛亮、李严两派相互掣肘，使刘禅可以安稳坐上皇位。所谓诸葛亮取而代之的话，更是对诸葛亮的考验，所以诸葛亮一听这话立即演了一场涕泪横流的戏。”见《三国十八扯》第十一章《一片疑云留永安》，重庆出版社，2007年。

[16] 《致堂读史管见》，载王瑞功主编：《诸葛亮研究集成·评论卷》，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24页。

[1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张昭传》卷五十二注引《吴历》，中华书局，1959年，第1221页。

[1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卷三十五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877页。

[1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873页。

[20]【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873页。

[21] 谭良啸：《托孤时的“君可自取”析》，《历史知识》1983年第3期。

[2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第916页。

[2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桓温传》卷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77、2579页。

[2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桓温传》卷九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第2577、2581页。

[2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 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4页。

[26]【南朝·齐】魏收撰：《魏书·彭城王传》卷二十一，《二十五史·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236页。

[27]【唐】李延寿撰：《北史·彭城王传》卷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707、720页。

[28]【宋】宋祁撰：《新唐书·褚遂良传传》卷105。《二十五史·新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年，第4538页。

[2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8、2507页。

[3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8页。

[31]【三国】诸葛亮著：《诸葛亮集·附录》卷二，中华书局，2012年，第143页。

[32]【清】李复心纂修，郭鵬校注：《忠武侯祠墓志·艺文》卷五，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7页。

[3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魏纪二》卷七十，中华书局，1956年，第2213页。

[34]【明】诸葛羲、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评论》卷十八，北京：中国书店，1996年，第320页。

[35]【明】《鲁斋集》卷六，载王瑞功主编：《诸葛亮研究集成·评论卷》，1997年，第466页。

[36] 吴玉莲：《史传所见三国人物曹操刘备孙权之研究》第二章《刘备的形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第1989，第202、203页。

     资料来源：谭良啸提供

     收录时间：2023年11月05日